发表于 2009-01-06 09:50
语堂先生不愧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以中西两种文化视角,巧妙地展示出了两位至圣先哲的真实面目和思想,给我们以全新的启迪。
在本书上篇的第一章,语堂先生对孔子的思想和品格作了阐述。在这些阐述中,我们能发现那些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历史上形成的公论、国学家和国学热爱者的忧虑以及媒体上新近流传的东西,也能发现那些中华文化圈之外的人们的看法、疑惑与研究,还能发现大师眼中那位在生活中生活、个性鲜明、思想深远、善于学习的孔夫子。
在上篇的第二章,语堂先生引用《史记·孔子世家》介绍孔子的一生。语堂先生是严谨的,他先引用了《史记》的原文,然后附上了自己的译文,经司马迁和林语堂两位大师严谨的介绍,我个人对孔子的评价发生了动摇。原先,我以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现在,我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为什么没有了史学家?因为孔子在篡《春秋》的时候,以其礼的原则(不是宋朝以后的礼)对鲁国史官所记载的《春秋》作了全面的篡改。为什么没有文学家?因为孔子在删定《诗经》的时候,把三千多首诗删减为三百零五首,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功苦,但损失,文学上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为什么没有了哲学家?因为孔子不谈生死,晚年虽然勤于学易甚至可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他对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哲学论述还是很难找到的——孔老夫子也很可能是像南怀瑾先生说的精通易的人一样,精于易而不言易。为什么有了艺术家?因为孔子精于音乐,并且还有许多我们普通人所不能具备的特别的“臭毛病”,在生活上是很难侍候的一个人。
顺便说一句,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孔子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一位求官而不得、为官而不久的官场失意者。孔夫子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落后的,在他短暂的为官生涯中,政绩也是值得怀疑的——经过2000多年的吹捧,我们已经看不见当年的真实面目了。另外,齐国重用了管仲、晏婴,列国为什么都不用孔子?
上篇第三章介绍了孔子的智慧。因为孔子的《论语》是语录体,缺少说话时的语境,而语堂先生又如陈寿一般谨慎,所以没有译成白话文,这很遗憾。但语堂先生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的工作,把孔子的这些语录作了分类——读《论语》,就得如同读名言警句一般。
本书下篇(介绍老子)的篇幅远远长于上篇(上篇)。在下篇中,语堂先生用庄子来解老子,真是太高了、太妙了,这就是大师的方法、大师的手笔,只有语堂先生才能想出来这样高明的招数——放在床头上,细细品味。
当然,语堂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他写的一些字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属于是不规范,他用的一些词语对我们而言也已经很陌生,他说的一些语还显得有些半文半白,他的一些表达在我们看来也确实有些坚涩难懂。所以,读本书,需要一定的功底,并且身边一定不能缺少一本大字典(或词典)。
下面,再谈一点儿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有些是排版出现的问题,如:第4页倒数第二段第一行“假如道是可以贡献的,没有一个人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国君”很明显是漏掉了一个“不”,应该是“假如道是可以贡献的,没有一个人不把他当做礼物送给国君”;第42页第二段第一句“子路出,子贡人见”很明显是“子路出,子贡入见”之误;第64页第六段第七行“我要专于什么呢?”很明显是“我要专干什么”之误;第124页第三段第一行“大辫是没有言论的”很明显是“大辩是没有言论的”之误;第182页最后一行“赵酒薄,香酒厚”应该是“赵酒薄,鲁酒厚”。
有些可能是语堂先生表达习惯的问题(也可能是排版的问题),如:第47页第三段第13行,“我是不久的人了”,从上下文看应该是“我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第53页第二段第二行漏掉了“连同”一词,应该是“连同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第117页第三段第二行的“刚愎自是”按我们现在的习惯应该是“刚愎自用”。
有些是因为语堂先生不是历史学家,表达不严谨而出现的错误,如:第13页第二段第五行“周朝夏帝”和第七行“周帝”都应该是“周王”,当时的最后统治者称王而不是皇帝,“皇帝”一词是秦始皇“发明”的,当时没有这一称呼;第57页第二段第一行,“孔子既然不被卫王所用”,应该是“卫国”或“卫公”,卫国最高统治者没有称王。
有些是大师不小心犯得错误,如:第6页倒数第三段第三行,在“尤其是那昆虫,一生下弟弟,哥哥就哭泣”之后,林先生注解为“因以母奶喂婴”,但昆虫是不吃奶的;第90页倒数第二行“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应该是“道家”而非“道教”,“道教”出现于东汉,远远晚于孔子;第96页倒数第二段第一行“早期道家学者——韩非”,现在公认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第100页第四段“老子说:心困焉而不能知……”应该是“庄子说”,因为这一段语引自《庄子》外篇第二十一篇《田子方》。
还有,第217页第四段在“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仁”之后、“失去了义而后才能说礼”之前漏掉了一句“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
另外,在南怀瑾先生作的《代序 中国文化的左膀右臂》中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伪”南怀瑾先生作的序;可一查,南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这样说。我记得汉宣帝曾对其太子(即以后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极有可能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理解还太肤浅,还不能明白南怀瑾先生的深意,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内用法道,外示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