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Tolerance）是一部描写人类思想发展史、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是关于宽容和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经典之作，由荷兰裔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房龙著作而成。他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探寻两千年来人类精神上“不宽容”的原因。由于信仰、道德、风俗等的不同，人类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每个群体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偏执和固执己见给人类带来了悲剧，致使众多杰出人物为了“宽容”的事业前仆后继。他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及倡导思想自由的精神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昕走过的艰辛历程，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两千年来政冶、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

《宽容》是一本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作者房龙以深厚的人文关照及倡导思想自由的精神，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借助于房龙极其著名的“宽容”之眼，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几千年来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宽容》自发表以来有上百个版本风行于世界各地，在中国也有近十种风格各异的译本。本书选择的是三联书店于1985年出版的译本，翻译者迮卫，靳翠微，以优雅，大气的文风，忠实地将房龙俏皮睿智而不失典雅的风格，展现给中国的读者，至今仍是国内最受推崇的《宽容》译文版本。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美国著名人文主义文学大师，他用魔力之笔写自由思想，他那智慧的妙语和真知灼见，让人获益匪浅。

序言
一 无知的暴虐
二 希腊人
三 桎梏的开始
四 上帝的晨光
五 囚禁
六 生活的纯洁
七 宗教法庭
八 求知的人
九 向书开战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十一 文艺复兴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十三 伊拉斯谟
十四 拉伯雷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十六 再洗礼教徒
十七 索兹尼一家
十八 蒙田
十九 阿米尼斯
二十 布鲁诺
二十一 斯宾诺莎
二十二 新的天国
二十三 太阳国王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二十五 伏尔泰
二十六 百科全书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二十八 莱辛
二十九 汤姆·佩恩
三十 最后一百年

一 无知的暴虐
　　查士丁尼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在他的命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被最终压制下去；他又关闭了埃及硕果仅存的一座神庙——在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侣侵入尼罗河谷之后仍延用了数百年的神庙。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距尼罗河第一个大瀑布很近，这儿就是朝拜伊西斯的圣地，令人不解的是，在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都早巳销声匿迹之后，对这个女神的信仰却延续了下来。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为数不多的僧侶还在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这个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财产，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进监牢。他们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王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假如查士丁尼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置于某个文化的“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将使历史学家的王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递给后代的真正含义。
历史上这类事情在各民族中都不胜枚举。
巴比伦人
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诸神的旨意。”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诠释圣灵的律法，并将其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到底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僧侶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宗教礼节，就会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野蛮人
我们派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中发掘到古迹——足有几英里长的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的钥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对野蛮人的研究引导我们走到这个后门。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到他们所谓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文明人”。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自此，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崇拜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在他们眼里都是应得的报应。
十八世纪发生了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用充满感伤的泪眼观察世界。他的思想打动了同时代的人。
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而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在这个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俗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生存环境，欣赏了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除此之外不仅是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更重要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问题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宽泛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会在哪儿歇脚。
还是让我恰如其分地解释一下我所谈论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一些无名小辈最好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这本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耐心公正地容忍。”
　 也许还有其它定义，不过就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作为标准。
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原始人类有许多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消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玻里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甚至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
通常对野蛮人的想象是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自得地漫步在大草原上，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与这种想象大相径庭，但这更接近于事实。
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人类能够幸存下来是最伟大的一个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居然能抵御细菌、乳齿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决非一人力量所能及。
当时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之中。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超越一切的求生欲望。
所有其它欲望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大。部落是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自给自足，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上面说的远要复杂，我所说的只适于可见世界，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不小心，去请医生，并赶快弄走那些东西。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野蛮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亡故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步步紧随活着的人。死人与他们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门，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争取得到他们的友情，这是活着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否则就要担心会遭到惩罚。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会取悦于精灵，便总是害怕诸神会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把异常的事情都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嚷：“我得罪了神灵，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巫师，不是去讨消除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还必须比愤怒的神（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更加灵验。
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招惹麻烦。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下来，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丝毫无损地传给下一代。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模式发生变更呢？
就是靠及时惩处拒不把公共条例看做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僵化的专横制度。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荒诞无稽的，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典型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瑕了，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样的世界。
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成为一种必须。如果他们一味容忍，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清规戒律任意遭人践踏，便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野蛮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整套靠口耳相传的复杂条例呢？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连推行几条普通法律都困难重重。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不能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禁忌”（塔布）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文不达意，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玻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禁忌”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
对于原始人，禁忌甚为重要。原始的禁忌是带有“汝不可……”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就像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它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冒着即刻死去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切不可怜惜，他们就等着接受惩处吧。
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禁忌，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不过我们的禁忌都没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是一些礼节，不会扰乱生活的幸福。
究竟是祭司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祭司，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因此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禁忌就存在了。但是巫师一旦出现，就成为禁忌的顽固支持者，他们以巧妙的手法大肆盗用这个概念，使禁忌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
我们第一次听到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正处于禁忌举足轻重的时期。
不用说，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完全不为人知。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实际上是由于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从未发现国王和祭司能够有一丝诚意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
由此说来，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的历史，或是按一般所说的“古代历史”。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问题的书。
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被发现以后才开始。
在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中，个性发现这一荣誉应归功于希腊人。
　　二 希腊人
　　希腊文明的孕育
地中海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在这里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建构了完整的框架，它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些什么，这一切又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都要或多或少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自命不凡的历史学家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效的方法，在研究人类这一领域时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甚微，这也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远远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溶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些许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真有些惴惴不安。就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提出下面这条历史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应用到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都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一观点。
头脑尚处于穴居入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哪怕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天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 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奴隶，住在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实在不敢恭维，农业落后，在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勿需挑剔，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的经济却严重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政权落入少数人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覆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