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从个人经验出发，叙述了作者从农村到大学时代的生活、学习和精神历程，对“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个人成长史作了独特的叙述，是思想史和个人精神史的另类写法。

自序
上卷
　一、返回与逃离
　二、熟悉与陌生
　三、眺望与想象
　四、融入与隔膜
下卷
　一、昔我往矣
　二、人琴之戚
　三、书里书外
　四、初为人师
　五、天下公器
附录
答友人问
跋

一、返回与逃离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
　 我现在要脱下皮鞋，重返我从庄前那条小道出发之前的日子。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幻想，幻想小时候在巷子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当我感觉脚掌和路面摩擦时，我知道我已经人到中年。我有时又觉得村庄像一条船，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小船顺流而逝。追忆生长我的村庄，就像我坐在码头上等那条小船返回，船上坐着我的同伴和我熟悉的乡亲。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
我曾经把自己的失忆归咎于历史与现实的压迫。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以前，文明的路程是离开乡村，现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
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八十年代开始了，我和许多乡村的孩子一样，有了实现自己身份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只与一次考试有关，但它几乎是几代人煎熬的结果。从村庄中走出，也是一种反抗压迫，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而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关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里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
坦率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我常常没想自己重新躺在田野里，头发中夹着碎泥和草屑。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活在现实中。记忆为我制造了另外一种虚假的生活。
我现在重回自己的八十年代，也许过早，甚至好笑。不管怎样，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这个自南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但这已经是没有快感的过程，甚至连叙述的快感也没有了。我现在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
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如有乡亲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请宽宥我，一个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我在一九八一年就离开你们了，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们的村庄。
一九八一年，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离开村庄负笈江南念书，尽管学校不是我所期待的，但终究作为一个大学生上路了。从此，那个村庄在身后。
和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上大学的年龄显然大多了，但父母亲几乎还是把我当孩子，不知叮嘱我多少话。我提前一天前往县城，翌日大早坐车去苏州。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等你们回来过年。说“你们”，是因为大弟弟也是那一年去南京读书，兄弟仨，两个出去了，再过两年，小弟弟也出门读书了。
等我们回去过年，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是熬过去的，不必说半年，更长也不是问题，在乡下最容易熬过去的就是时间。但跨过空间却很难，甚至没有什么可能。从江苏的东台到江苏的苏州，坐汽车是大半个整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可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四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父母亲，对我们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伴着日出日落，没有止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三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
寒假终于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同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自己一夜；我索性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公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写信给父母，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二十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公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后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准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儿。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说我没赶上汽车，说我不知怎么回家。小站周围的灯亮了，我熟悉的乡镇夜景逐渐恢复在我的视野之中。如果正常乘车，我现在应该在自己家的灯光下。这时，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儿，他可以送我。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三块钱吧。我再问可不可以便宜点，他说不能够再便宜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一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然不够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踏自行车的人肯定判断我是在外面工作的，终究不肯还价。但我口袋里确实只剩下两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失望地走开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问，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便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出发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如果像现在这样到哪儿都穿着皮鞋，那天夜里我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三三十里路。我在东头，父母亲在西头，等我走到村桥头，就到家了。
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
“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说话了，她叫我的大名。
当我现在这样叙述一九八二年初回家过年的情景时，依然记得自己心中不仅有对村庄的惦念，也有终于走出村庄的兴奋甚至荣耀。那时的内心，关于自己、村庄和未来的想象尚未成为后来常有的“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