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写一条胡同；巴金这部小说则写战时一间医院；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谈到黑暗惨苦，俗云：“十八层地狱”，而《第四病室》年写的可说是第十九层地狱。住院病人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在床上哀号着死去；有些病人付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以致被大小便憋得呼天喊地……可是在漆黑苦难之中，竟有温情和爱的萤火闪闪流光；那浓发大眼、柔情似海的杨木华医生，那为病人义务清理便器的饭馆伙计老许，遂成为枯冬里的春讯，地狱里的天使了。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第四病室（1945）
寒夜（1946）

第一章
　　6月1日（星期四）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他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 “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吧。”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吧？”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小便臭，不觉自语道：“哪儿来的臭气？”
　　“老郑来倒小便壶啊，”第六床接着说。
　　我不知道老郑是谁，但是我看见一个工友提了一只铅桶朝着我们这面走来。他把桶放在第四床床脚边，却去拿了第六床、第七床的便壶来，把小便倾在桶里。我听见一阵溅水声，正要拿手帕蒙鼻孔，一股带大蒜气的尿臭已经扑到鼻孔里来了。工友把便壶放回到原处，又去把铅桶提到第七床床脚放着。又是一阵暴雨声和一阵臭。工友放回便壶以后，我看见第六床伸了右手到床下面去摸凳子。他的手只能挨到凳子的一只角。无论如何他拿不到便壶。
“哎呀，又是这样乱放！”第六床皱紧浓眉自语道。接着他大声唤道：“老郑！老郑！”
　　老郑已经到第九床那里去了，他回过头板起脸孔问道：“什么事？”
　　“小便壶我拿不到呀！”第六床着急地说。
　　“拿不到，你讲话客气点。说个‘请’字，又不是花钱的事。我们也是人啊！”老郑说；他那张四方脸仍然是死板板的，不说肉，连颊上挨近鼻梁地方的几颗麻子也不肯动一下。他也是浓眉，厚嘴唇，不过鼻子却是塌的，眼白上牵了几根红丝。
　 “总是这样凶，我才只说了一句话，”第六床诉苦般地自语道。
　老郑走过来，嘴里叽咕着，伸手把第六床床下的凳子拉了一半到外面，他又拿起便壶用力在凳上一放，一面说：“现在该拿得到罗。你屙吧，你屙吧，”他并不正眼看这个病人，就气冲冲地走了。接着倒尿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个工友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我感到一点儿不平，又觉得有点儿奇怪，暗暗想道。可是第六床却不作声了。
　　我也不想讲话。我有一点儿睡意，就微微闭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这中间我好像听见隔壁第四床病人的呕吐声，但是我也并不注意。
　　“试表，试表！”少女的声音在我旁边唤着。我睁开眼睛。一个矮胖的看护小姐站在我的床前，她递给我一支温度表，说：“好好地衔在嘴里。”我点点头。我把它放在口里，我想笑，想说：“难道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又听见她在说：“把手伸出来！”便把左手伸给她让她去数脉搏。她默默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两三个字就走了。我听见她又在唤第四床：“试表！试表！”那个割了盲肠的病人发出两声痛苦的呻吟。
　　“你还难过吗？”少女的声音问道。
　　病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
　　“你要喝水，是不是？”她柔声再问。
　　病人短短地应了一声。
　　“我拿给你喝好罗。”她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俯下身去，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口边，让水慢慢流进病人的嘴里。
　　“够罗。等一会儿再喝吧，”她像在吩咐小孩似地说。我看那个病人，他的嘴边有一圈短短的胡子，额上有好几条皱纹。他至少比她大十几岁。在他面前她却露出那样的大人气，她其实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胡小姐！胡小姐！”第九床的病人在唤她。
　　“哪样？”她抬起头问道。
　　“你今天进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