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新的历史时代已然降临。我们看见一批新的作家，他们都有漂亮的文笔、活跃的思路、宽泛的学识、干脆的速度。他们早在路上二，如络绎的团队，足迹铺遍了遥远的边疆，甚至更远的世界。祝勇大约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朝着吸引自己的不同题目，也朝大地原野，稳定沉着地走去，沿途留下本本华彩与慨叹交织的作品。我猜他们的团队也快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因为在文学的理想与文学的腐蚀中，不能容忍肤浅与不能容忍体制——说到底是一同事。他们中的佼佼者，其时代建树不过是忍受深刻的痛苦。祝勇会走得怎样?引导他的自有他的前定。
　　　　　　　　　　 　——著名作家　张承志

那年和友人凹凸一起，躲进了京郊房山的云居寺，小住了一些时日。凭借凹凸的关系，我们俩同住一间小小的僧房，读书、聊天、写作。有时，僧人们都去佛堂念经，我们就坐在殿前的台阶上，遥望对面的青山，想着各自的心事，长久地不发一语。那时我们都处于困顿之中，想从烦闷的现实中挣脱出来，透一口气。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这里。不是遁世，而是让内心获得喘息和再生的机会，在沉默中重新积聚能量和勇气。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正确，只有呼吸过两种不同空气的人才会懂得两种空气的差别。

祝勇，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鲁迅文学院。曾供职于北京某出版社。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至今已出版作品20余种，其中有思想随笔《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祝勇序跋》，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主编图书若干，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重读大师》、《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个人的排行榜》等，以及《阅读》、《布老虎散文》两份丛刊。

北京，永恒之城
北京站
长城记
阳光拼图
山寺闲居
众生之神
乔家大院
衙门
甲午风云
春闱旧梦
谒陵手记
老宅
逝者如斯

北京站
公元1644年4月30日，一个被尊为闯王的陕西米脂汉子回望了一眼身后层层叠叠的红墙黄瓦，就匆匆辞别了他寄居了四十一天的北京。在他身后，绚烂的大火照亮了整座城市。在部将牛金星的提议下，他决定用一场大火，来修饰他与这座城市的告别典礼。 “皇居壮丽，焉肯弃掷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阳故事。”显然，在霸王项羽的感召下，他们决心把这座辉煌的帝都，当作一朵最后盛开的昙花。它最后的完美造型，将只能保存在他的视线里。此时，这个迷离繁复的超级昙花正在火光中熠熠生辉。从来没有如此明亮的火焰照亮过这座帝都，它在行将毁灭的时刻被历史的追光照亮，每一个巧夺天工的细节都清晰毕现，而闯王的面孔，则隐在黑暗里。所有人都看清了北京，但没有人看见闯王的脸——那张疲惫、悲伤、愤怒、绝望、几近颓废的面孔，从此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
三百多年后，公元1949年，一双曾经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胜似闲庭信步的稳健双脚，在从黄土地走向北京的一刹，突然变得谨慎和缓慢。一张比李自成更加自信和豪迈的面孔从历史乱象中浮现出来，而且，他的肖像后来被挂在了天安门的中央，在整座城市（整个国家）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被每个中国人熟悉和铭记。此时，几乎他所有的同志都听见了他浓重的湖南口音： “我们绝不当李白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北京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它令人肃然起敬。华夏远古人类——“北京人”，在从前无人知道的某一时刻点燃最早的火光，整个华夏的历史都在周口店深山里的那丛火光的照耀下变成了一部视觉史。早年北京另一个闪光的器物是一柄匕首，在燕国的都城“蓟”②的深宫中，这把匕首在一只雕刻精美的刀鞘里埋伏已久，就像那蜇伏于身体深处的勇气。燕国太子丹在公元前227年的朔风中把它递到荆轲手上，那道利刃在咄咄逼人的大秦国胸部划出过一道寒光之后变成一段经久不息的传奇。荆轲被肢解而死、太子丹的头颅被当作礼品进献给秦国，燕国的版图被从地图上抹掉了，这座被鲜血浸泡的三千年前的古老城池见证了勇士的价值，一种不妥协的决绝的存在。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悲怆的结局并非北京历史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在历史的各种必然与巧合中，有无数的英雄把它当作自己的征服目标——除此，似乎不可能再有更高的目标，北京，也因此成为他们勇气、意志与胆识的试金石。宫殿、城垣、战争、野心、爱恨，在岁月里沿袭下来，那些未完成的事情混迹其中，堆积、发酵、萌动、窃窃私语，发出各种暗示。它们像肥料一样滋补着这座城市，使它变得深沉、丰厚、强壮、有力。只有少数人对此心领神会。毛泽东把进京比喻为一次赶考，通不过这场考试，任何壮丽的事业都会中途夭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着某种标准，或者说，它是一个路标，决定着所有伟业的长度。一场事业无论多么轰轰烈烈，最终都必须得到这座城市的认可，否则，它的存在资格将受到彻底置疑。因而，几乎没有一个历史人物，敢于对这座城市流露出轻慢的态度。当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沮丧地发现，最终的征服者，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这座城市，这座庄严、瑰丽、不动声色的永恒之城。
蒙古人的马鞭在城市上空飞扬，在宫阙巷陌上发出噼啪的击响。剽悍的蒙古铁骑，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旗帜下所向披靡。在征服北京的英雄中，没有比忽必烈汗更加盛气凌人的了。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这样赞叹： “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①但是，这位四海为家的蒙古人，自从抵达北京的第一天起，他的步伐就再也迈不开一步。他被金朝宫城外那片迷人的海迷住了。湖光山色与离宫魅影令他无以自拔。这座当时已两千多岁（自西周的燕国都城算起）高龄的城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他的锐气。他决定在这里停止他奔波的马蹄，在金中都的废墟之外，修建自己的宫殿。于是，在今天北京后门桥附近，重新确立了城市的中心点。这座全国性都城的诞生，最初受孕于一次文明的冲撞（此前，无论燕都还是金中都，都是区域性政权的都城），此后，器官的生长——宫殿、城墙、府邸、坛庙——就变得不可遏止。并不是所有的蒙古人都同意他的选择，他的侄子海都曾经批评他： “蒙古人四海为家，哪里有牧草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忽必烈汗想用城墙把我们圈起来，我们决不进他的城。”或许，忽必烈汗营造的北京城，仿佛绊马索，绊住了他们的马蹄，把它们呼啸的速度减化为零；或者，它更像一个坚硬的句号，结束了蒙古人的事业——他的末路正埋伏在他的胜利里，但蒙古人的失败对北京的影响微不足道。失败是他们的事情，与北京无关。北京不会被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抛弃，它像一个神秘的光源，在中国北方的要津之地兀自发光，层出不穷的人们，躲在暗中窥视着它。每当一个英雄黯然离去，都会有另一个英雄卷土重来。
仿佛破碎的梦境，辉煌的元朝宫阙以残缺不全的形式潜入朱棣的童年记忆。这位大明王朝分封的燕王，在元朝的离宫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光。他有着与当年的燕国太子丹同等的倔强，以致于在他称帝以后，执拗地辞别了父亲朱元璋选定的国都南京，千里迢迢地把国都搬到北京。他的固执与气魄，在经过六百年的沉积之后，以历史遗迹的方式一一呈现——紫禁城、明城墙、十三陵、长城……无一例外地根植于朱棣近乎疯狂的雄心与野心。这座城市如同一个接力棒，传到他的手里，他试图在传递中恢复它原有的光泽和能量。然而，与其说朱棣创造了北京，不如说北京最终完成了朱棣——北京书写了一个皇帝、乃至一个王朝的神奇历史。北京是一个容器，它的容量比所有的雄心更大。但在朱棣眼里，北京更像一个巨大的盾牌，他必须把它紧紧握在手里。它的后面，是无边无际的中国腹地；而它的前面，蒙古人的弯刀则如丛林般耸立。这令他感到无比刺激。他是一个喜欢压力的皇帝，压力越大，他越兴奋。他在大地上建筑的所有鸿篇巨制，都与历史压在他肩膀上的重量有关。遗憾的是，他的遗传基因被岁月削减，以至于他的后代在层层宫墙的保佑下日渐萎靡，面对历史的困局束手无策。此时，这位兼任战士的皇帝，绷紧了肌肉，我们几乎可以从他紧握刀柄的手中感觉到他身体里隐含的力量。从前的燕王、如今的明成祖朱棣，站在刚刚建成的紫禁城午门上眺望他的国度，大明王朝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被十五世纪的阳光照亮。那是北京的黄金时代，有人把它保存在史籍里，每一个字都闪烁光泽。
崇祯自杀带来的幸福感是有限的，李自成一进紫禁城就失了底气，它迷离、繁复、强大，像一台无比复杂的机器，不知如何驾驭。金銮殿的宝座，如烫手的山芋，他如果坐上去，他就变成了崇祯，有万劫不复的命运在等他。公元1644年4月29日，鲜花的芳香弥漫了整座宫殿，但这并没给闯王带来好心情。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对权力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圈套。他的登基大典选择了偏居一隅的武英殿，他甚至没敢在君临天下的太和殿露上一面。他的低调缘自他巨大的幻灭感，这座庞大的都城令他陷入惶惑和失语。这位商洛山中不屈的英雄，对都城的语法一窍不通。他以最快的速度逃之天天，以一把大火，掩盖自己所有的成功与失意。
他试图把纵火焚城当作一场视觉的盛宴。以往的皇帝们缔造的～切奇迹，都将通过毁灭来证实它们的价值。他坚信，在他身后，这样的奇迹将不复存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座城市，比他活得更为长久。无论它的缔造者和毁灭者多么强大，城市，最终成为凌驾于所有强人之上的事物，它无法被超越。即使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受了更大的劫难（诸如火烧圆明园、庚子事变、七七事变），它仍然存在。这是一座永恒之城，人们可以暂时篡改它的意志，但无法泯灭它的生命——它在历经灭顶之灾时没有消失，它就不会消失了。所有的劫难，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它的坚定；而所有的流血，在渗入土地之后，都将变成灿烂的花朵，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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