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水门事件”之后美国的救星还是罪人？
　　他对里根、克林顿、希拉里有怎样的惊人评判？
　　美国政坛的哪些顶级秘密是他不愿在生前公诸于众的？
　　“我只是一辆福特，不是一辆林肯。”
　　　　　　　　　　　　　　　　　　　福特对自己的评价
　　“只要看看她的履历，就知道她是一个真正的、雄心勃勃的自由民主党人。但是我想这个国家尚未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性总统。”
　　　　　　　　　　　　　　　　　福特评价美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他是一个能把化了三天的冰卖掉的人，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治家——一个出色的推销员。……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珍妮弗·弗劳尔斯，克林顿一直精于处理风流韵事。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太圆滑了，竟然逃脱了。”
　　　　　　　　　　　　　　　　福特评价美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里根不是一位称职的总统。他在预算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既达不到民主党总统的标准，也达不到共和党总统的标准。但他也有自己的天赋——他比罗斯福之后的任何总统，或许还包括肯尼迪，都更会兜售自己。”
　　　　　　　　　　　　　　　　　福特评价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软弱无能的总统。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在各任总统中，他在经济上的业绩是最差的。”
　　　　　　　　　　　　　　　　福特评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这是一场跨越30余年的私密对话，它奇迹般地始于一次口误。
　　1974年4月，时任《新闻周刊》驻白宫记者的托马斯·M·德弗兰克对时任副总统的福特进行采访，福特就美国政权的未来归属做出了一句鲁莽的评论，反应过来之后，他越过桌子，抓住德弗兰克的领带，要他保证不对此评论进行报道。在德弗兰克的坚持之下，福特妥协道：“等我死后再公开。”这一口头协议开启了二人此后长达32年非比寻常的私人关系。
　　德弗兰克遵守了他的承诺。直到2006年福特总统去世之后，这本酝酿超过30年、写作历时16年的作品才逐渐浮出水面，而美国历史上这位以“忠厚谦卑”著称的总统的真实形象和美国顶级政坛的风云变迁也随之——曝光。
　　在“水门事件”引发的国家危机中，他究竟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英雄，还是忠义未能两全的政治罪人？
　　为什么他明知将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也要背负着被指责为“交易者”与“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赦免尼克松？
　　为什么他敢说“美国这个国家尚未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性总统”？
　　为什么小布什总统这样评价他——“从没有人在恢复总统职位的尊严方面，比他更有成就”？
　　这是一个拯救美国的故事，但是，他的主人公总是低调地对世人说：“我只是一辆福特，不是一辆林肯。”

序言
第1章 1974年4月——无意中的真相
第2章 蓄势待发
第3章 白宫岁月
第4章 “杰里·福特公司”
第5章 与尼克松：逆境中的宽恕
第6章 与里根：余恨绵绵
第7章 与克林顿夫妇：艰难的总统之路
第8章 与卡特：冰与火的和解
第9章 卸任之后：继续参加游戏
第10章 指点人物：传统价值的回归
第11章 生活方式：明星运动员的余热
第12章 90岁来临的衰老
第13章 不堪回望的往昔
第14章 唯一一次共进午餐
第15章 最后一次访谈：生命的凋零

第1章　1974年4月——无意中的真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当年那次采访引发了之后一个独特的采访计划，以及与福特持续了32年的私人关系，但它在当时并不是一次特意安排的采访。
　　在如今让人倒胃口的媒体环境中，充斥着广告和许多蓄意控制人心的把戏，大批愤世嫉俗的、毫无热情的公关从业者在进行着各种政治编造。因此，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会有一名记者想见美国副总统，却不想搞出一个大的新闻制作。
　　那时是一个不同的年代，那时的副总统也与今日的不同。
　　福特当时进行了一次罕见的长途旅行（9天），他计划在密苏里州和加州出席政治活动，因为中间赶上了复活节，就安排在棕榈泉市休息几天。当时我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而我因为随同福特四处演说，妻子怀孕时我几乎一直不在她身边。因此，我专门请假两周去陪妻子和儿子。
　　当我两周后追赶上福特的旅行团时，他们9天的旅行已过去了5天。脱离福特的圈子5天，这时间不短了。于是，我在去西海岸之前对福特的新闻秘书鲍尔·米尔蒂奇说，我想一到沙漠就采访一下福特。他向福特做了汇报，福特马上就同意了。福特对固定采访他的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总是答应得非常痛快。由于我们二人4月18日早上均要飞往蒙特雷参加一天的活动，福特同意在4月17日下午接受我的采访，那时我刚飞抵棕榈泉市不久。
　　我当时没有成形的报道提纲。这只算一次礼节性采访，只是离开集体后的一次例行补课。我只想了解自己错过的消息，并了解一下福特在这些天的想法。我对米尔蒂奇说，我不是要写一篇报道，只是想掌握一下背景情况。
　　在经芝加哥去棕榈泉市的飞机上，我翻阅了这两周我漏看的有关福特的简报。我看到威廉·萨菲尔4月1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还有你啊，杰里》。
　　萨菲尔是以前为尼克松写演讲词的专家及其终身的忠实支持者，他责备了福特，认为福特作为副总统做出了也许是最愚蠢的行为：福特在某日深夜乘坐“空军二号”专机飞行时，接受了《新共和》杂志记者约翰·奥斯本的采访，并公开预测一旦自己当上总统会留用尼克松的哪位内阁成员及白宫幕僚人员（如基辛格），以及他会不留用哪位内阁成员及白宫幕僚人员（如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和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
　　萨菲尔干巴巴地评论道：“少数保守派可能认为，副总统在总统还在位时就透露掌权计划，显得并不得体。”
　　虽然奥斯本在报道时并没指出福特是自己的消息来源，但这个情况太明显了。福特打电话给萨菲尔，承认他对此有过失，而且还徒劳地希望自己的失误能大事化小。
　　萨菲尔指出：“福特先生暴露出他对自己的角色缺乏理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而成为总统的人。他必须既忠诚又独立；既为自己而战，也为总统而战；他必须是廉洁自律的捍卫者。这种双重性要求福特先生表现出比之前更多的政治技巧。他如果刻意去争抢获胜的良机，就会抓不住它。”
　　另一则引起我注意的材料是公共电视台3月中旬派比尔·莫耶斯对帕特里克·布纳南（尼克松的另一个狂热支持者）采访的记录。
　　布纳南其中的一段话显然是在吹嘘尼克松的地缘政治成就，以求巩固其已经动摇的政治地位。他对福特评论道：“我认为杰拉尔德·福特会煞费苦心地做出努力，来继续贯彻总统的政策。我喜欢副总统，我敬佩他……但我不认为他在执行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有和总统一样的知识、眼界和能力。”
　　换言之，福特只是福特，不是林肯，而且像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也肯定不是尼克松。
　　福特的助手喜欢强调说，福特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知道自己的智商比一般人高，因此在诋毁者嘲笑他的口才时，他不会被激怒。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在今天，我们会称这种话为“政治辞令”。当时，我已在他身边待了相当一段日子，因此知道质疑他对尼克松的忠诚，对他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知道他听说了布纳南的抨击后很生气，但我没想到，他在一个月后，仍为那些尖刻的指责而生闷气。
　　福特那几天住在亿万富翁、通信业大亨沃尔特·安嫩伯格的私人寓所内，那是一个绿草如茵、与世隔绝的高档寓所。由于安嫩伯格不希望福特的助手和（尤其是）记者在他家和他私人的9洞高尔夫球场附近走动，于是福特在棕榈泉市内的国际饭店设立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其幕僚人员和随行记者的总部。我到达沙漠后，即在该处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采访。
　　福特刚打完高尔夫球回来，他失望地说：“我打输了。”福特当时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高尔夫球衫，上面印有企鹅图案，下身穿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白袜子和棕褐色的便鞋。
　　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立即问我家里情况如何，我儿子的情况怎样。
　　他说他和其他人都在惦记我，并很高兴我能回来。
　　他知道我妻子是难产，因此想了解更多细节。他说：“我为他们感到担心。”
　　我本来并不计划做访谈，但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访谈。
　　福特一边抽烟斗（他的烟斗是埃奇沃斯牌），一边用塑料杯喝冰水，同时苦恼地表示，当他说绝不会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时，却无人相信他。
　　他说：“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他们已看到太多原本表示不会当候选人的家伙，后来都参加竞选了，于是他们认为有人说不想当总统就是没说心里话。”
　　“我真是没有当总统的冲动。我曾向贝蒂发过誓的。”福特曾向妻子保证会在1977年1月退休回大急流城。
　　但令人奇怪的是，福特仍像我们在2月的一次访谈一样，拒绝用“谢尔曼式的声明”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1976年的总统大选。
　　他说：“我认为人不应把自己束缚得太紧，总会有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它们总是会带来某种影响。”
　　我心中暗想，1976年之前就已当上总统，这就是福特所说的“某种影响”。
　　福特不喜欢假设这种危机出现的情景，因此也讨厌别人提这种话题，可是记者们却总是提到这种话题。他声称自己没有准备任何的应急计划（连想都没想过），并对媒体与之相反的报道十分气恼。即使如此，他也承认道：“你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态要持现实的态度，虽然事实上我不希望它发生。我不去想作为总统我可能要做什么，因为这只会导致困难。事实是，我并没坐下来制订计划，因为我不希望它发生，而且我不认为它会发生。”
　　但如果危机发生，福特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担起总统的重任。
　　“我认为我胜任所有我做过的工作，而过去25年中我在政府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我带来做好工作所需的背景、知识和朋友。如有危机发生，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不会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应对局势。”
　　我提醒他说，不是所有的美国人，更不必说批评他的民主党人，都认同他对自己才干的极高的自我评价。与他的幕僚人员的说法相反，那些质疑他才干的议论总是让他恼火，尤其在面对那些对他对外政策方面的质疑时，他愤怒不已。
　　他争辩说：“持那种论调的人大都不知道一个事实——我曾在国会里广泛参与了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他回忆了自己在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和对外援助拨款小组委员会的12年任职经历。他还提醒我说，他曾是众议院参加中央情报局秘密委员会的5位成员之一，而这个委员会经常听取高度机密的情报汇报。
　　他还说：“当我经历这些事情时，那些发表怪论的人都还没出生呢，可是他们现在却突然成了对外政策专家。”
　　他还澄清说，常有流言说他做事慢，这使他感到很生气。
　　“我在政府服务多年，从未谋划如何从一个职位跳到另一个职位。我一向认为自己当前的工作会为我的下一个机会做好准备。你必须相信自己能在发生危机时迎难而上，而且足够胜任。如果这就是人们说的做事慢，那么它会产生好的效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效果最重要，而某些局外看好的所谓办法往往却行不通。”
　　对于福特绕着弯为自己做辩护，我们几位随行的媒体记者已经司空见惯了。福特经常会时而为尼克松做最坚定的辩护，时而又暗示二人之间的距离在扩大。有时他只是虚夸不实而且缺乏条理，有时则是有意放出口风。通常说来，我们对这二者的界限是分不清的。即使如此，他的“在危机发生时”的说法，在我当时看来，也是颇具深意的。
　　我站起来要走，于是他也站了起来。但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叫我放下笔记本。
　　“在你走之前，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计划外的、临时增加的交谈是不会发生的。但在约10分钟之前，米尔蒂奇去了另一间屋子接电话，然后就在那间屋里的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当时屋里只剩我们两个人。这是记者们梦寐以求的时刻，有时也是被访者的噩梦：没有助手在场。
　　福特递给我一份材料，是萨菲尔对他行为的尖刻评价，也就是我几小时前在飞机上读过的那篇专栏文章。
　　福特的声调不仅带着愤怒，而且还带着一股无名之火，因为他那时一直受到尼克松的支持者的抨击。很显然，他好几周以来一直憋着火呢。福特想知道为什么萨菲尔会这么说。他说：“萨菲尔知道我一直非常忠于尼克松，而尼克松也知道我一直对他很忠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这次谈话发生在今天，我想我可能不会像那天一样说真话。我当时年轻气盛，一冲动就说了。
　　我对福特说，萨菲尔、布纳南（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及他们在白宫的同党之所以发难，是因为他们尽管很忠于尼克松，但其中大部分人都很现实，他们已经看清这场希腊式的悲剧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说：“他们很愤怒，也很尖刻，因为他们知道尼克松完蛋了，戏演完了，尼克松干不下去了，而你会当上总统。”
　　我还没来得及反思一下我的大胆言论，福特就突然做出了令我完全没想到的回答。
　　他说：“你说得对，但是在历史的这几页翻过之前，没有人能说我对他的卸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