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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电影评论集，是羽戈继思想随笔集《从黄昏起飞》之后的最新力作。在本书的30余篇文章中，作者得以顺畅进入电影的经典世界，探讨了电影所折射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政法细节，信仰和人性及与正义的关系。有感性的抒情，也有对中西电影人的思辩。
斯科塞斯曾经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意义，一种历史，一种应对生活的审慎态度：不悲观，不乐观，不舍弃，不从俗，明知爱与祈望无法实现，却不轻易言败。
——马丁·斯科塞斯的困境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东莫村，这是美好的一面；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慕尼黑，这是悲惨的一面。这两面都不可或缺，它们的黏合构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生命体。而东莫村正是慕尼黑的方向。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就是从噩梦到美梦的距离，从绝望到希望的距离，从黑暗到光明的距离，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
——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
被告席上的杜弗伦并不打算做过多的辩解，他要用数十年的孤苦监禁来赎回对爱人的遗恨。直到那一刻，杜弗伦说： “我犯的错已偿清”这个囚徒转身化为法官，他宣判了自己的精神刑满释放。
——《肖申克的救赎》：救赎与正义
内容简介
作者只是电影的局外人。他以新奇的视角，在本书的30余篇文章中。得以顺畅进入电影的经典世界，探讨了电影所折射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政法细节，信仰和人性及与正义的关系。有感性的抒情，也有对中西电影人的思辩。
与其说作者是在看电影，不如说是通过影像观察这个多元化的世界。所以。此书不仅可以视作一个人的电影史，还可以视作一个人的精神史。
作者简介
羽戈：八○后，习法学四载，最终却远离法律；恐惧文字的无力感，却依赖文字而生存。爱看电影而不求甚解。在光影的暗角运思爱欲与正义的真谛。撰有思想随笔集《从黄昏起飞》（花城，2008）。
目录
被规训的欲望
《色，戒》：情欲与政治
《盲井》：极恶之城
《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日日夜夜》：被伦理规训的性欲
《绿帽子》：前列腺炎的疾病隐喻
《偷窥无罪》：偷窥的狂欢
《闻香识女人》：启蒙的悖论
《伪币制造者》：你往何处去？
忠诚于大地
《一代奸雄》：“我们要威利！”
《黑社会》：选举与正义
不咬人的民族主义
到底谁是专制的病人？
《看上去很美》与幼稚园政治
《投名状》：身体利器，杀心四起
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
《桂河大桥》：忠诚于大地
陪审团的三重门
彼岸花
《肖申克的救赎》：救赎与正义
《七宗罪》：再谈救赎与正义
塞拉斯与以神之名
《戈雅之灵》：因什么而称义？
《鹅毛笔》：书写之难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美国往事》：黑暗之花
寻找耶稣与等待戈多
《面纱》的爱情叙事与倾城之恋
《三峡好人》：关于三峡，关于好人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犹在镜中
马丁·斯科塞斯的困境
摩根·弗里曼：父辈的旗帜
论贾樟柯：现实一种
后记／羽戈
书摘插图
被规训的欲望
《色，戒》：情欲与政治
让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
李安先生导演的《色，戒》在中国大陆上映没几天，就掀翻了两座沉寂的冰山：电影分级制度，忠奸意识与爱国主义。
要分辨后一个论题，至少得完成双重思维跳跃：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是否全然对应那一段壮烈而迷乱的历史，王佳芝与烈士郑苹如、易先生与汉奸丁默邨之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划等号？同样，李安的电影精神有多少承继于张爱玲的文本？
甚至还有第三重疑问，龙应台先生已经在拷问：丁默邨背上“汉奸”的帽子以及被处决，隐藏了什么样的内幕？（丁氏在1941年就与国民政府的陈立夫、戴笠等巨头合作，抗战胜利后入狱，但未判死刑。据《陈立夫回忆录》：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死因是“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见龙应台：《我看〈色，戒〉》）
张爱玲的价值观很别致。胡兰成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这我信。我觉得张氏写《色，戒》，未尝没有为胡兰成的落水，以及她与胡的乱世婚姻辩护的意思（如对易先生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胡兰成：“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可其主题，我以为集中于两点，一是标题所示，色与戒的纠结；二是文中的一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到李安这里，主题就浓缩为一点：情欲。不管是变态的还是常态的，情欲就像秋天纷纷的雨，融化了世间的家国爱恨，命运的美丽与哀愁。
可有些人就是看不惯这些，于是，歪曲了历史真相，混淆了忠奸意识，抹杀了爱国主义等，棍子一个接一个，打压得秋风秋雨愁煞人。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的卫道士，并非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广电总局的剪刀手——这一回，他们倒是格外慷慨，在审查之时，仅仅剪掉了13分钟的戏份：杀人戏由八刀变为一刀，情欲戏由五场变为三场（相比《无间道》和《黑社会》的横遭篡改删削，李安实在应该拍额庆幸）；至于意识形态方面，却未做任何阻拦。由此而言，难道剪刀手的政治觉悟还不如卫道士，才轮得到后者大放马后炮？皇帝不急太监急，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日常规则。
批判者的立论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他们却有一个根子上的误解。《色，戒》包涵政治，却非政治戏。用政治标尺来衡量，只可能削足适履。毋宁说，《色，戒》所取的精神姿态是反政治的，是要用暖色调的情欲来消融冷色调的政治。李安提出了一道选择题：基于食色爱恨的人性，和基于敌我之争的政治，哪个更高呢？假如你是王佳芝或易先生，你选哪一个？——说到底，这居然又成了爱与正义相互辩难的老问题。
张爱玲那样落笔，就隐含了她的倾向。李安一直说，他觉得自己就是王佳芝。情欲高于政治，爱高于正义，大抵便是《色，戒》的面目。
反之，正义高于爱，是百年以来中国最流行、最被推崇的答案。所以我说卫道士们的论调无可厚非，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必然高于另一种。
电影属于艺术，艺术的终极价值是美。政治追求德行的强健，其终极价值是善。这犹如两条路上驰骋的野马，偶尔交叉，却各奔前程。殊途同归自然是最佳的结局，若不能，分道扬镳亦是次佳。而最坏的选项，则是用一个强硬限制另一个。昔年有识之士曾感叹生于“非驴非马之国”，今者的悲剧莫过于《流行花园》之类的艺术作品被禁止传播，原因即是“美得惊动了中央”。
艺术界可以容忍为希特勒制作纪录片的德国女导演雷妮·瑞芬舒丹，在“非常罪”与“非常美”之间，他们忽略了前者而专注于后者。政治领域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在善恶决杀之外，留一丝美的空隙？为什么要用忠奸黑白的二元油彩，把舞台涂抹得冷若冰霜，让人性的原色毫无容身之地？
让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
烈士为什么爱上了汉奸？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色，戒》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在于对历史关节点的严重篡改：刺杀丁默邨失手，并非因为施展美人计的郑苹如对其动了真感情，在行动的最后一刻警示其逃跑，而纯属丁氏直觉敏锐，老奸巨滑，他陪郑苹如到皮货店购物，忽然发现橱窗外有数名形迹可疑的人张望四顾，方才意识到身陷危地，遂在枪林弹雨之中急匆匆逃离。郑苹如暴露身份被捕之后，丁默邨并不忍杀她，这背后的故事更为深沉传奇，只是对张爱玲和李安而言，近乎蛇足。
且说那鬼门关上的一幕，小说与电影并无分别——在珠宝店，易先生为王佳芝挑了款六克拉的粉红钻戒，张爱玲这样写：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易先生爱上了王佳芝似乎不难理解，反过来，王佳芝为什么爱上了易先生？
有人说，王佳芝未必爱上了易先生，决杀前的放生，可能是出于怜悯，出于怯懦，更可能是财迷心窍——不过，更有人义正词严地追问：难道煌煌的民族大义，还重不过六克拉的钻石？
其实不必争辩，张爱玲早在后文暗示，写易先生决定将刺杀者统统枪毙：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我们需要探析的问题是：烈士为什么会爱上汉奸？而烈士为什么不能爱上汉奸？
如果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这或许无法成其为公共性的论题。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不管他们的身份是多么显赫或卑贱，不管相恋的过程是火焰山或荆棘丛，爱情，以及所引发的伦理争端，皆属于私域。奈何斗转星移，天昏地暗，英雄的泪水和鲜血，只关乎美人，无关于江山。
而在我们生活的国度则不然。
语境的差异还有所意味：烈士爱汉奸，在前者，可能是一个心理学命题、伦理学命题、乃至社会学命题；在后者，则是一个充斥着反讽气息的政治命题。
这种反讽，源于一面对道德感的执意坚守，一面则是道德感的惨痛挫败。烈士与汉奸，德行上形同霄壤，怎么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正如在古代中国，士族与庶民通婚就会败坏高贵的血统；在现代中国，工农阶层的汉子迎娶资本主义的小姐就会丧失坚定的革命性，额头上好似烙上了叛变的红字；而在经典小说当中，当焦大爱上了林妹妹，则是对美的粗暴犯规；只要汉奸的脏手稍碰一下烈士的躯体——更别提他们真心相爱——烈士的圣洁形象就不再完整。尽管所维护的核心价值相异，它们的运行规则却极为一致：一种基于敌我之争的政治决断论。
有人拿“烈士爱汉奸”与张元《东宫西宫》所宣扬的“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我们”是麋聚于公园的一帮男同性恋，“你们”则是经常抓捕驱逐“我们”的警察）做对比。要说相似，是因为爱的两大主体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对抗性，而建立在对抗性之上的爱情很难说是平等的，比较可能的是一方奴役，一方屈从，一方施虐，一方受虐。《东宫西宫》如此，温柔的警察小史对同性恋者阿兰最终施行了性暴力；《色，戒》亦如此，易先生与王佳芝的第一次做爱必定是一场撕心裂肺的S/M：殴打、强暴、后入式——另一个例证：在有限的几场性爱戏内，一般都是易先生主动，王佳芝被动，女上位这种象征意味极强的姿势更罕见踪迹。
“我们爱你们”，王怡将这种爱解释成“弱势者对于强权的崇拜和迷恋”，爱的实质就是“贱”。而“犯贱”无法得到谅解和同情，对于强权者来说，无论你是反抗，还是屈从，只会激起他们更高昂的亢奋——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都在印证着这个道理。更悲哀的是，无权者仅仅拥有这两个选项。
返观《色，戒》，从权力和物质的占有上看，易先生是强权者，王佳芝是无权者。无权者开始是准备反抗的（杀易），后来却转向屈从。在此过程当中，强权者对无权者始终占据着——不论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支配地位，而王佳芝爱上了她原本的暗杀对象易先生，更是对这种权力宰制关系的强化。
可以说，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正是典型的受虐者对施虐者的爱。这种爱起源于恨，甚至在爱占领上风头之时，仍然夹杂着浓浓的恨意。黑暗里的王佳芝一遍遍对易先生说“我恨你”，恰似最好的写照。
至于这种爱何以生成，窃以为除了对快感的谋求，无权者天生的受虐倾向则是另一大主因。也许正基于此，鲁迅先生才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想起一位北京记者朋友说的案例。2003年，江西南昌的一个农民，忽然异想天开，效仿古人给清官送万民伞的优良传统，亲手制作锦旗，千里迢迢，从南昌赶到北京，送给所景仰的朱总理。未曾想，进中南海时，被门卫拦下，说他神经病，那人不服，硬闯。随即出现六位北京精神病院的医生，把他按倒，然后送医院，接受强制治疗，当然，依照他所说，是被毒打。放出来后，继续送锦旗，坚持不懈到2007年底。最近他可能觉得自己写的材料不够清楚，脑子一激灵，跑到报社找记者帮忙修改。记者看了一眼资料，最后一句是：“恳请恩准”。不由大笑，继而大恸……
说远了，回到《色，戒》。我想用“受虐-施虐”的政治关系来诠释王佳芝对易先生的爱，可能会有人不服。可能还有人质疑：如果从道德水准上讲，王佳芝应该占据了制高点，易先生才是败类，只配生活在幽暗之中，这时权力影象是否需要颠倒一下呢？
可是，请允许我反问，王佳芝真的认为自己占据了德行的制高点？她以牺牲美色为代价来刺杀易先生，全凭一股壮怀激烈的民族大义来支使？隐藏在她背后的力量就完全代表着正义的一方？那个国民党特务头子老吴似乎比易先生还要冷酷无情，否则连王佳芝写给父亲的信，委托他代投之时，却被他转身烧成了灰烬？对于这些号称维护民族利益者而言，王佳芝可资利用的就是她青春妖娆的肉身，至于精神，在荒乱的尘世，谁给谁抚慰？更别提身后名，早被疾驰的电车碾得粉碎。
只有邝裕民的形象略显正面，可在王佳芝最急需一个男人捍卫的时候，他又是柔弱的，胆怯的。他已经被强权同化。说起来，他亦是受虐者。我不否认王佳芝舍身饲虎，有报答他的爱情之成色在内。但两个受虐者之间的爱情，在施虐者的重压之下，是那么苍白无力，连播种都艰难，别说结出正果。
判定王佳芝是为了民族大义而色诱易先生，最后又背叛了民族大义而爱上了大汉奸，这两顶大帽子，一介弱女子承受不起。我宁可做更庸俗的理解，她之舍身，源自青春期的冲动，源自爱情的失落，源自人生的虚无感，源自对被政治诱骗去了的初夜权的变相回击——而她在亲爱的敌人易先生那里，却陆续找回了这些遗落的事物。于是，她爱上了他，哪怕这种爱罪不可赦，万劫不复。
这种爱抹杀了道德的对立，因为在王佳芝心中，并无烈士与汉奸之别。
这种爱在快感的迅速繁衍和六克拉的强烈刺激之下，融化了受虐与施虐的权力关系，受虐者一厢情愿认同了施虐者的侵犯。这大概正是强权者所期望的。然而，不幸的是，易先生同时爱上了王佳芝。《东宫西宫》里的小史对阿兰的爱是未遂的，而《色，戒》里的这份爱却呈现完成时态。易先生注定成为悲剧之一角。
这种爱是危险的，却是如此蛊惑人心。
这种爱的结果必然是悲剧，所以，王佳芝死了，易先生孤独地活着。
据说，王佳芝的原版郑苹如在临刑之前神色从容，遗言有两个版本。
一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一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
相呼应电影的结尾，我相信前一则为真，不过倒不必批判后一则为伪劣品。因为历史的功用之一，就是供后人篡改与意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