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入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

作者简介
程乃珊，1946年生于上海，曾为中学英语教师。
　　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并被译成英、日、法等多种语言在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出版。1990年开始穿梭沪港两地写作。出版有《蓝屋》、《穷街》、《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探戈》、《上海街情话》等上海系列小说及纪实题材作品。现为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目录
总序
自序
辑一　一代上海先生
　男人的世界——银行
　光明使者
　一代名医乐文照
　大宅门里出来的银行家
辑二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帝国斜阳下的上海先生
　一张去香港的戈登号单程船票
　孤独的长跑者
　上海假日
　绿茵策骑
辑三　上海先生众相
　两代风流
　一代海上美食家沈京似
　老Boy黄伯伯
　球拍挥出的时尚
跋

书摘插图
男人的世界——银行
　　——我所知道的中国银行
　　虽然中国银行的花名册中从没有过我的名字，我却一直自认是中行人。每每走过上海外滩23号中银大楼，甚至内地其他省市的老中行大楼（老中国银行在内地的大楼，外观都是统一的格式，只是规模和楼层不同），我总会满怀深情望望那镌刻在中行正门上方的四个饱满的正楷书体“中国银行”。当年题字的中行元老汪愣伯先生早已于抗战期间去世。他的遗孀，百岁老太汪吴瑜卿女士不日前也刚刚去世。她大约应为旧中国银行上层最后一位在场者和见证人了。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是服务中国银行一辈子。这里的“世家”，绝无半点奢贵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入我血液中的浓浓中行情。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而去，留给我们小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两本自传。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据中行行史档案馆所存资料记载：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授权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大清银行作停业清理。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行万岁！”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中国银行对中国近代的贡献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自有专家学者为之定位，轮不上我这个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政治的财政外行说三道四。然自小耳闻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传，对中行自有一番感性认识，恐怕是现今众多中行现职员工都体会不到的，在此写写点滴体会，俗话说，以温故而知新！
　　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贫寒，小学辍学但仍能以优异成绩考上杭州省立簿记学校主修了两年会计，1913年2月经人介绍进上海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的背景与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很相似，都是从基层一级级上去。祖父十五岁人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八十六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九十三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唯一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七十八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锵锵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召，吃饭时也作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可见当时中行在白领心目中地位高过外企。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二十八年！再经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的中国畜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一辈子班！中行对两派一视同仁，并让其各展所长。外公英文好不久就被派往加尔各答、仰光、海防、香港等海外中行任职直至广州中行副行长。祖父熟谙由下至上各工作环节及人事，再加人脉广通，一直重责在身，并在二十九岁上婉拒宋子文所邀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之职，在陈光甫建议下，由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将他直接由国库主任升任上海中国银行副行长（当时最高管理层只一个经理兼行长，四个副行长），是中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理，也是首个没经过襄理直接由主任跳到经理级，更是首个没有学位而能晋身高级管理……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两派私下或有亲疏之分，也不可避免会有人事纠葛，但公务上绝不互拆台脚拉党结派。外公祖父还成亲家，做了一世的朋友。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今日年近九旬仍健在的老中行员工，一定会记住新员工人行上层管理的这第一句训话。此话版权属何人，已无从考实。但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行总裁舒慈煌仍记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自，也还是这句话！中行惯例，新员工一入行即发一把沉甸甸的全红木（连盘珠都是红木）长二尺宽七寸的算盘，从此就跟住你一辈子，除非离行才交出。我外公不论是抗战期间孤身一人在大后方重庆中国银行，还是身负行务在海外中国银行，直至与人民政府办好移交手续带着两袖清风回上海，始终没丢弃这把红木算盘。小时候在外婆家过暑假，常常见外公在书桌前滴滴笃笃地打算盘，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很诧异早已退休的外公哪还有这么多账要算？细看他的账本，记的无非是“鸡毛菜三分，三轮车资二角……”！这把逃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烽火的算盘却逃不过十年浩劫，在抄家中不知去向！
　　员工结婚，不论职务高低，行方必送贺礼二十大洋。在当时低级文员月入只十几大洋（相当一个西厨月薪），这份礼算很有分量。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算一笔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意。
　　现今电视电影中出现的银行家，都为红酒雪茄高尔夫杆不离手，手挽红舞女交际花百乐门出出进进……或者我辈目光浅陋，在现实中没碰上过这样的银行家，但我自小至大耳闻目睹的银行家，完全不是这样的。中行首任老总，在位时日最长达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献给中行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属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六十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六十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六十年代日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老行员认出，众人大为感叹。又说，后来中国银行为他装了一台冷气机，但对此说我有质疑。因为，宋公生前在港居住时，我祖父常去看望他。祖父曾传达香港中行之意，邀请宋汉章搬人香港中行的高层宿舍，宋公婉拒，理由是无功不受禄。他说：“我现在已不是中行的人了，没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由此考证，他一定不会接受银行为他装这只冷气机。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此事。
　　就是这两位中国金融巨头，在1916年联手江浙财团调拨资金，并与外资商行订立两百万元的透支合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令中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信誉猛增，宋汉章本人也成为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在位的三十来年总经理生涯竟从未为自己谋过一丁点私利！
　　中行别业
　　宋汉章令中行员工难以忘怀的另一原因，是他率先提议为员工营造宿舍，首建了可以讲是上海近代史上首个有社区概念的居住模式——中行别业。中行别业现址为万航渡路623弄，占地面积46．17亩。
　　中行别业是1923年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并经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会讨论决议，建造第一批砖木结构的单开间三层楼的联体石库门房子共七列。每幢安排一户员工家庭，合共有五十六户员工家庭迁入新居。外加一座四层高的建筑，有点类似今日的会所性质：下面为大礼堂，作员工家庭婚庆典礼之用；二楼为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中正小学”；三楼四楼为单人宿舍，供未婚员工宿住。区内设有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等生活设施，另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等。现在看来，已是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型社区。在八十年之前，上海的住宅设计已有此等前卫的创意，上海人的紧贴时代及与时俱进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我外公是第三户搬入中行别业的。当时，外公一家在河南北路怡德里租屋住，月租十六元。但外公当时作为中级行员月入只有百来元，房租占了其中很大比例，可见居住之昂贵在上海历来就存在。得以入迁中行别业，虽只有一上一下加只亭子间，但月租只需八元。二年后外公升主任，月入近二百元，调至34号二上二下三楼钢窗蜡地有卫生间的新宅，月租仅十六元。
　　同样的，我祖父虽已任到中级职务，一家数口在新闸路斯文里租屋住，这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子，设备简陋。一次，我的大姑妈尿床，尿水顺着席子淌在地板上。楼下是客厅，正好有客人在，结果尿水漏下去，滴到客人的胡须上，此乃一笑话。
　　据祖父自传所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位中行的高年资小职员病逝，向来厚爱部属的宋汉章，逢员工去世必亲去吊唁，此次当然也不例外。该老员工家境拮据。一家四口挤居住石库门楼下一间二十平方都不到的客堂。为老员工停灵，家人拆去了床铺。但毕竟居室浅窄，老员工的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时值滂沱大雨，窗外飘入的雨水将老员工的一双鞋子都浇湿了。宋汉章看着眼中心里十分难过：“这位老员工为中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像样的居室都没有！
　　中行有愧于他！”
　　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就此悠然而生。在1923年10月31日，由宋汉章提出，经常务董事会讨论通过，出资3200两白银，选址越界筑路区（即越过租界地划定范围开拓出来的新区，仍属租界当局管辖，但因属新开发区，地价比租界地便宜），初时买地17亩，起造“中行别业”。
　　直到1930年，中行别业内已有一百多户住户，一般中低层行员都解决了住房问题。经常务董事会批准，才特别营造经副理的花园住宅。因为有九幢花园住宅，中行人俗称为“九宅头”，祖父此时才得以入迁花园住宅。
　　说起来，中行别业内的年轻人喜结良缘的很多。因为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生活氛围，令自由恋爱之风在中行别业内，处处生花结果。父母回忆，当年中行别业内其实已颇有社会主义之风：看病免费，行方轮流邀请海上内外科名医坐镇诊疗所；读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甚至留学，都可向中行低息借贷。整个中行别业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每天有行中大巴士准时接送员工上下班。当时每逢周末，总行老总张公权总是到中行别业隔壁94号中行俱乐部轮流召集行中中下级职员聚餐谈话，从其谈吐、吃相、举止来甄别中下级同事的素质，用现今话，即为深入基层。如是同事加近邻，上下级共住一区，众人守望相助和睦如一家。此种既改善员工福利又为银行资本增值且有利员工与上司沟通的做法可谓双赢。从此各省市中行分行纷纷效之，如杭州中行别业、济南的大兴里和集成里，还有广州东山的中行宿舍等。
　　中行别业随着员工人数的递增不断扩建，到1934年建造的六幢四层楼公寓式住宅，已可与租界区的公寓媲美：煤气、水汀、壁橱、打蜡柚木地板样样俱全，因为此时中行的员工队伍已有很大的变化。每年都有海外，留学回来的或者作风思想西化的大学毕业生加盟中国银行。这批当年的都会新男性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更欣赏由西方传入的在一个平面上的、面积相对小而设施精致齐全的公寓房子（即如今的独用单元房的概念）。中行别业即时与时俱进，兴建一批批新颖的公寓房子。
　　随着员工的增多，中行别业已不能满足需要，中行开始在租界地，如富民路、石门一路（同孚路）、延安中路（福煦路）等地建造公寓式的现代宿舍。
　　但是，“世外桃源”毕竟是不存在俗世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位于越界筑路的中行别业厄运也降临了。1939年5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策划，由丁默村李士群等在近贴中行别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私人花园住宅），设立“特工总部”。大墙上高架机关枪，门前有日伪军站岗。当年上海人提起76号，就心惊肉跳。当年门牌号为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住户，更是日夜提心吊胆，平时出入宁愿穿马路绕道走，也不愿走过76号门口！
　　1941年伪中央储备银行两名职员被重庆地下抗日分子暗杀，日伪方大怒，扬言要向上海的中、中、交、农四行进行报复。中国银行因宿舍中行别业与“76号”是近邻而首当其冲。1941年3月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76号”派遣大批武装人员至中行别业，挨家搜捕，共抓去128人作为人质。3月23日的伪《中华日报》还刊登了128人的名单和集体照片，伪警政部发言人还扬言，如重庆方不停止暗杀破坏活动，将对在上海的中、中、交、农四行予以同样处置。因中行别业属于越界筑路，不属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范围，工部局只是在租界地的中国银行营业处增派了巡警保护，其他的则没有查究。晚年的祖父回想那段日子，仍心有余悸。当时一百多名家属在祖父面前号啕大哭，苦苦哀求，但祖父自己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为躲避汪伪的暗杀和绑架，祖父和祖母都不敢住在家里（中行别业内），祖母只好住到英租界的娘家，祖父则只能东躲西藏，有时彻夜躲在银行不回家（因银行设在租界），有时实在牵挂家里儿女，只能通通电话互报平安。但为营救被捕行员，祖父仍四处设法，后在外商同业（如汇丰等）的聚餐会上，有人推荐了与“76号”素有交往的上海盐业银行襄理李祖菜。此人虽说人品不佳，但三教九流都有朋友。为借他与日伪疏通斡旋，祖父出于无奈，在报批中行总驻港处同意后，聘请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以求得一顶保护伞。李祖莱上任后，经与当时“76号”的头目吴四宝商量通融，以及当时各界的呼吁，伪49T总部同意交保释放中行行员114人（其余14人因不是中行行员已先行释放），但有个条件：由李祖莱作保，释放行员须居住在原处，随传随到，如重庆方面再有暗杀行动，则同级三命抵一命，即中央储备银行一人的命需由三名同级别的中中交农员工的命来抵。
　　很不幸的是，仅隔数日就发生了伪储备银行一个张姓副主任在医院内被暗杀的事件。这下，“76号”勃然大怒，一手炮制了“中行血案”。暗杀发生当晚，伪特工总部即派人至中行别业，抓走了在此居住的中行主任级员工共九名（另有两名主任因事未归），从中要挑选三名姓张的抵命，无奈只有两名主任姓张，还有一位就只能由老天来决定了。
　　敌伪就假意请他们晚餐，餐椅中有一张是做了记号的“死亡之椅”，谁坐在上面就由谁抵命。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原先坐上“死亡之椅”的是中行最年轻的主任，长得一表人才，吴四宝的太太余爱珍觉得让他送死太可惜，故意找了个借口让他和年纪较大、眼睛也不太好的曹善庆换了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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