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之欧洲》是饮誉世界的汉学家、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教授几十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比较文化力作。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东方意识，从翔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西方学术史和比较文学发展史来考量，《中国之欧洲》是20世纪比较文学和西方汉学牵手、搭桥的先驱之作，艾田蒲顺应近代西方学术潮流，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贡献了这部跨文化、多学科联姻和对话的典型范本。如今，这部大著已经走进中国大学课堂，是无数专攻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年轻学子必读的经典著作。

作者简介
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2002)，法国当代知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索邦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著述宏富，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的文学评论有《兰波之神话》、《文学的卫生》、《真正的邪恶》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著述有《比较不是理由》、《世界文学论文集》、《中国之欧洲》等。

目录
中国之欧洲：上卷
　追忆艾田蒲
　译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第二部 欧洲对由传教会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之最初反应
　第十三章　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谬误
　 第十四章　游记与“哲学”思想
　第十五章　买卖就是宗教
　 第十六章　传教士与官员
　第十七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1）
　 第十八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2）
　第十九章　中国礼仪事件（1）
　 第二十章　中国礼仪事件（2）
　第二十一章　中国礼仪事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费尔隆与中国
　第二十三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1）
　 第二十四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2）
　第二十五章　马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3）
　 第二十六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1）——宏图大略
　第二十七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2）——世界性的中国语言
　 第二十八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3）——二进制算术与《易经》八卦
　第二十九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4）——莱布尼兹与中国思想
　 第三十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5）——莱布尼兹与中国礼仪事件
上卷结语
中国之欧洲：下卷
　前言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翠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第三部 仰慕中国的伏尔泰
　第十三章　伏尔泰及其消息来源
　 第十四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1）——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第十五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2）——伏尔泰的答案
　 第十六章　伏尔泰与孔夫子
　第十七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1）
　 第十八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2）
　第十九章　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
　第四部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章　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
　 第二十一章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三章　18世纪的一部教材和一部词曲中介绍的中国
　第二十四章　这部《词曲》是否完备？
　结论 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契丹寻踪
依蒙田所见，约在16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就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却极少予以关注，远不像对另一方的印度，即“西印度”的发现那样关心，事实上，“西印度”的发现对他们来说要更让人震惊得多。不过，一个世纪之后，一切就都变了。只要翻开1700年的圣西门的《回忆录》第51章：“关于中国孔夫子和祖宗的祭礼的争辩开始变得沸沸扬扬……耶稣会会士允许其新教徒举行祭礼，然而外国传教团却严格禁止：前者认为祭礼为纯世俗活动，而后者却认为这是迷信、偶像崇拜活动。他们引出的这场争论后果极为严重，以致后人写下了不少涉及面很广的回忆录，有提问，有事实，录下了整段整段的历史。”确实，1700年标志着欧洲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关键性一年。此后，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到处都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圣人，中国杰出的大圣人：孔夫子。差不多到了1800年左右，这一热潮方才降温，而此时，对大革命的热情也同时衰退。
由此看来，任何一个具有严肃头脑的人都应该给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西印度”一被发现，便给蒙田提出了我们今日所接受的哲学意义上的纯“哲学的”问题，那为什么早就被发现的“东方之”东方却丝毫也激发不出如此多的思考？因为说到底，突然使中国被素有文化修养的“西方”所知、留下印象的，远不是“东方印度”的发现者，而是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之间的明争暗斗。
此处，我们要抵挡一个社会的偶像：迄今，我们尚被超音速飞机所迷醉，“80天环游地球”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我们大家也都承认，当今的时代，是电信的时代，是同步信息的时代，北京因此而变得近在协和广场，同时，也是国际关系时代。谁要是追问一下，我们就会口气肯定地说大家相互认识还不久。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护照”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然而，这一违反本性的玩意儿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不法之徒自由来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贩毒分子或拐卖妇女分子，或是最寒酸的情报机构中最低微的情报人员，它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的乡气或奴性的标志。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那些签证不过是表明了今天的人不再有走天下的自由。
然而，从上旧石器时代起，“磨琢的石器便可在远离自然燧石矿脉数百公里的工场找到”；不过，在上旧石器时代，“人们拥有自大不列颠到乌克兰的数量可观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虽然佩利戈文化、奥瑞科纳文化、索留特累文化、马格德林文化几经更迭、变迁，但却拥有草原和冻原地域的旧石器时代的普遍的同一性。同时，这一同一性也与无限的地区性微小差异相吻合，这些微小差异赋予了地区性命名册一种极为杂乱的性质，然而，却显示出了可与新欧洲地域相比较的一个大区域的轮廓，这个大区域与远东相比而言是统一的，而就地区内部的概貌而言，又是多样化的。在这个存有差异的基础上，一些主要的物器广为流传，如毛边刀，某些刮刀，雕刻刀，索留特累桂叶，这些东西都标志着一个时代，并在相互分隔的地区长期存在”。
此后不久，出现了原始农业社会或农业社会，我们会为这些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而惊叹，我们都有些过分，把这些人想象成纯“洞穴人”，然而，他们却可到他们洞穴四周较远的地方活动，去猎野牛，或在多尔多涅河捕鱼。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欧洲大陆的史前史，情况如下：在中国和中欧之间，有一个极为广阔的黑土地带，这一黑土地带“构成了”东西方之间的“长廊”。“小麦在这块土地上渐渐扎下了根，大麦和黑麦也同时发展，它们对北方气候更有抵抗力，所以，很快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开始和羊、牛、山羊、猪以及不久后出现的马，构成了一个农业和畜业的基础，同时向西方和远东扩展。正是通过这条北路，欧洲和北部中国获得了新的技术”（勒鲁瓦·古尔汉）。当你在原始社会地图上，顺着标志着技术的主要运动和最远传播地的箭头去察看时，当你阅读乔治·杜梅齐尔的专著，想象着从相当于多瑙河和伏尔加河口之间的广阔区域的地区出发，不久后抵达爱尔兰和印度的极大冒险时，当你跟随着匈奴人远征，得以认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事件以何等强烈的力量对“西方”历史激起反响时，你最终会放弃极端的乡气，不会为听到在山东发现了一把具有吉尔伽美什特征的剑护手大惊小怪，记得在我20岁时，这听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人类自古就在自己的星球上往来：或通过陆路，或通过海路，或走白令海峡，或取道塔斯马尼亚岛和火地岛，太平洋地区的居民最终占据了美洲大陆；然而，这些人却不知车轮和马为何物。我们别对此大惊小怪：被美洲人称为开路者的野牛给美洲大陆开辟了一条条野牛小道，这一条条小道轻易地穿过浅滩，伸向缓缓的坡道，避开深谷和险峰，安全而又可靠地顺势延伸。若要安逸舒适地周游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时代的印第安人只需顺着他们追猎的野牛的踪迹前行。显而易见，欧亚大陆的情况亦然。
在其研究乌尔商贩及乌尔与东方的海上关系的文章中，奥本海默（A.LOppenheimer）断定，早在3000年前，巴比伦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商贩和莫亨朱达罗或哈拉伯文明之间就已存在贸易关系，莫亨朱达罗和哈拉伯即今日的彭加布和俾路支（谈到乌尔人的海上旅行时，作者甚至认为迪尔蒙有可能就是波斯湾的巴林岛）。古森（G，Goussens）也论述了通过波斯湾，把巴比伦帝国和“印度河流域兴旺发达的共同体”联络起来的贸易关系。他还指出，在北部，一条横穿伊朗的大道将“中亚的宝贵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向乌尔一尤其是青金石。当阿卡得的萨尔贡（公元前2300年）出于自己的利益，统一了巴比伦，统治着一个西濒地中海，东临波斯湾的帝国时，便开始了与梅吕哈地区的贸易，今日，历史学家们都承认所谓的梅吕哈地区就是今日的印度河流域地区。后来，约在公元前1000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和亚述纳西拔与亚洲积极通商，从亚洲寻来了辛香作料与香料。
帕西·赛克斯（Percy Sykes）爵士也了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历史，他甚至认为可以比《苏美尔人》一书的作者伍莱（Woolley）更为准确地考证出给乌尔人提供宝石的青金石矿：涉及的不是帕米尔地区，而是巴达赫尚，感谢希罗多德给我们提供了当时联络欧亚大陆的通商大道的材料。他认为这是有关贸易通道的最初材料：“家乡在普罗科纳兹的卡斯特洛布之子阿里斯塔俄斯在其诗中说，因受太阳神腓比斯（Phebus）的诱惑，他一直到了伊塞东人居住的地方，在其上游，居住着只有一只眼睛的阿里斯马普人；更远处，是看守金子的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再过去，是极北人，一直伸展至海边。除极北人之外，所有这些民族，首先是阿里斯马普人，都不断地侵占邻人土地。”（这种侵犯的方法虽不甚可取，但却可靠，保准能使各民族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不然，各民族之间就有可能互不知晓，或相互之间的了解至少有可能没有这么深）然而，继其他学者之后，帕西爵士认为可以考证这些民族：历史上的阿里斯马普人，就是蒙古人，即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或我们的史学家笔下的“Huns”人，确实，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在欧亚大陆和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应该是不可忽视的。至于极北人，依拉丁语原词之义，意思为“比北风还住得更远的人”，而通过希罗多德的诗作，我们得知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一直“延至海边”，那也许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中国，在中世纪时，我们称中国为契丹（今日，俄文中的kitai仍指中国），总而言之，那也许就是罗马人后来所称的“Seres”（丝儿人）。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博写道，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将其帝国一直扩展至丝儿人和帕墨斯人（Phaumes）的边境”。然而，罗马帝国称中国的“丝儿”一词源自何处？中国的“丝”，即为蚕丝，此物品的质地历来为外国人所赞美，有天丝的最美妙的传说，一直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丝儿”，换言之，即为“丝之人”，他们被外人所了解，确实是多亏了“丝绸之路”，我们今日都知道从中国长城一直通至巴克特里亚的那段路线：从巴克特勒斯到帕米尔，再至塔奇古尔甘，至此，道路一分为二，一方面向北延伸，联结地理学家们所说的伊塞东塞里加（洛浦附近），通过玉门关，通至特洛纳（Throana），我们通过考证，特洛纳就是今E1闻名遐迩的敦煌城。南路也通至此城；而迪纳（Thinai）也可能就是今日的洛阳。即使假设我们的有些考证失误，但我们知道，持续不断的贸易关系将罗马帝国和中国联结在一起。
我对亚历山大只字不提，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呢？他比名垂青史的任何一个斗士都把基督前时代的“西方”的野心推得更远，一直深入到东方印度，也许还推进得更远，像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呢？然而，事实似乎如此。帕西·赛克斯爵士甚至断言：“直到公元前140年，中国人对西亚和欧洲一直毫无了解。”可是，倘若相信阿里斯塔俄斯在中亚的商贩中间常听说极北人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在同一时期，这些中国人就听不到别人提及西方人呢？马塞尔·葛兰言曾在授课中建议，不能先验地排除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孔夫子思想和苏格拉底思想之间，甚至中国诡辩术和希腊诡辩术之间就存在着相互关系的想法。虽然我们不能像葛兰言那样大胆地提出设想，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条如此闻名、如此人来车往的道路不可能会使中国人对生活在另一端的人们一直毫无了解。这一意在表明好奇心和学识为欧洲所专有的想法，我思忖是否应该从中再一次看到“白”人的那种法利赛人似的孤傲。就我们所知，中国出使“西方”的第一人是张骞，时间是公元前138年——他抵达了索格狄亚那，即离巴克特勒斯很近——绝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下结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毫不了解。倘若确实张骞回朝后向汉朝的武帝禀报，中国之名在费尔干纳，即在锡尔河流域（此河流入咸海）受到人们的崇敬，那么，如果认为当时生活在中亚的民族没有听说过希腊和罗马，那就难以置信了。历史上，汉朝的复辟坚定了汉人帝国的西征步伐，征服了匈奴人，占领了甘肃的西北部，从而重新组建了“丝绸之路”这一条如此闻名的道路的出发地，假如我们承认这一历史时期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我觉得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那些帝国毫不了解，而西方的帝国偏偏幸运，听到别人提起过极北人。不管怎么说，在公元前140年-前120年起，中国人和西方人便相互认识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约在公元前140年，米特梯一世征服了塞里西人手下的巴比伦，组成了一个疆土辽阔的帕尔特帝国，帝国西北部与高加索、埃泽萨接壤，东北部以奥克苏斯河为邻，南濒波斯湾。乌尔的君主们与莫亨朱达罗通商，同样，帕尔特人，尤其是在公元前123或前124年登基的米特拉达梯二世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就我们所知，中国派向西方的第一个使团拜见了一位帕尔特君主，君主意欲从这次机会中获取利益：控制早就联结了远东和地中海盆地的贸易大通道。如此看来，当时中国人就与帕尔特人建立了官方关系，而罗马帝国的历史与帕尔特帝国的历史息息相关，那中国人怎能对罗马帝国一点儿也不知道呢？这确实令人费解。一方面，促进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帕尔特帝国难以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另一方面，就是要阻碍中国人了解罗马帝国，而这一帝国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安息国的帕尔特帝国的近邦。
再说，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在叙利亚做生意的罗马希腊商人迪迪亚诺斯就持此见，他于公元前1世纪便从叙利亚派遣路探，去探察丝绸之路。因西汉衰亡，天下大乱而一时中断的丝绸之路在东汉重又开通，这主要归功于班超大胆的帝国政治，即帝国主义政治，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的班超力驳反对任何征服行动的文官之见，于公元1世纪组织了骑兵，攻杀匈奴，建立了军站，直逼洛浦，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用他的话说）以“蛮人斗蛮人”，阻止了匈奴人控制丝绸之路咽喉部位的塔里木绿洲。1世纪末，他控制了帕米尔，派手下的一员将领打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中国人对罗马帝国之名声相当尊重，称之为大秦。也许是害怕被两支重要力量所夹攻，或许是为了忠于其中间人的职守，保住自身的有利可图的丝绸贸易，帕尔特君主留住了使者。
公元53年，克拉苏被帕尔特人打败并击毙，罗马军团战士被俘，流放到奥克苏斯河一带（今阿姆河）。有的逃窜到东部，投靠到一位匈奴首领的旄下，该首领后被汉人击败，他们全都做了俘虏。就这样，145名罗马军团士兵，认识了中国。而要是他们中的一位得了思乡病，后又回到了祖国大秦呢？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问，尽管苏联实行国内通行证制度，且又有警察管制，由于农民们忠心耿耿，给被流放到中亚的波兰人提供食物和藏身之地，后来，这些波兰人渐渐地被遣返回国，人数有多少呢？我们多么希望能多了解一点中国人和罗马臣民有可能相遇的情况！
另有一条路可抵达中国：海路。中国编年史记载，约在公元165年，一位罗马批发商自称受马可·奥勒利乌斯大帝派遣，来到中国。他说来自越南，即印度支那一带。而法国考古学家马勒莱在交趾支那海岸发现了一座海湾的遗址，从中发掘了一些罗马币，与奥勒利乌斯·安东尼和马克·奥勒利乌斯的统治时代恰正吻合。
因此，尽管帕尔特人怀有敌意，罗马人或通过陆路、或通过海道，与他们称之为“丝儿”的人建立了贸易关系，而“丝儿”人则称他们为大秦人。从上述这些关系，可得出何种结论？
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便传到了罗马。普林尼感到惊诧：“人们就这样开始穿越世界，而这仅仅是为了让一位罗马妇人能够身着透明的丝罗，炫耀华丽的穿着。”（据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国丝绸编织太密，不合美丽的罗马女人的审美情趣，而罗马手工艺人手艺精巧，善于将之进行加工，加工成轻盈生风的纱罗，然后再卖回中国！用欧石南根制成的法国圣克洛德烟斗就是这样，经英国人适加改制，又回到法国，而价格则大大增高了。）通过写于公元1世纪后半期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我们知道在缅甸的另一侧，“有一座叫做锡奈（Thinae）的大城，生丝和织丝从该城通过克特里亚纳一直运至巴里加查”。书中还写道，要抵达锡奈那个地方确实不易，“经常从那儿回来的人为数不多”。托勒密也提到“sinae港”（锡奈港），罗马以毛织品、麻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和树脂等与这些珍贵的丝绸作交换，运往中国，对此，普林尼抱怨道：“阿拉伯海[……]给我们送来珍珠，据最低估算，印度、丝儿和整个半岛每年在我们帝国要收走整整100万个小银币。这就是为了我们的奢侈，尤其是为了我们的妇女的奢侈付出的代价。”斯特拉博估计用以保证与丝儿人的贸易的船只有100多艘，甚至有人认为当船长们学会利用季风转换期航行时，那么船只的数量还要更多。
人们会说，这数量很少嘛。可注意！当罗马人出口贱金属时，他们无疑不会把自己的精神往外大规模传播；不过，他们至少会向顾客介绍他们技术的某种状况，亦即他们的文明的某种状况。况且，罗马人不仅从中国买回丝束，也买回染丝、织丝等，因此他们获得的商品无疑带有某些装饰画，如神话的或宗教画的主题，这样也就具有某个造型价值的系统。殊不知，任何东西都在一种文明中加以体现，就其风格而言，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了由丝儿人制造的丝披巾，她们也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茜尔凡·莱维于1929年发表了有关“海路商人”及他们在原始佛教中的作用的研究成果，他在论文中提请人们注意，任何商品“本身就带着一种实用哲学和生活学说”。一把菜刀（我对菜刀特别有好感），对用它来开瓶塞的人来说，就不同于螺旋开塞钻或其他旨在省力的工具。（既然我们谈到了酒瓶塞，不妨说几句：在日本喝波尔多葡萄酒，无异于贴近地加入了法国文明，因为，纵然你把世界的所有专利证都给了加利福尼亚的葡萄种植者，他们也绝对酿造不出优质波尔多葡萄酒，甚至连普遍的安儒葡萄酒也酿造不出，上面说的这些葡萄酒都离不开瓶塞。一旦我们抛弃旧传统，手懒而不用蜡封瓶口，它们的质量就会受到损害。请记住圣贝尔纳唐修女院修女们那首《蜡封美酒》歌中的那段唱吧：不然，再过一两个世纪，这段歌曲就听不懂了，将因此而标志着我们文化的一次失落。）同样，当一个中国人喝法国的葡萄酒时，他便分享了我们的价值观，而当罗马妇女身着中国丝绸衣装时，她们也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标记。
与“东方”的这些关系不唯给汉人提供了可能性，得以在公元前1世纪从特朗索克西亚纳（Transoxiane）得到了精壮马匹，状如帕台农神庙的檐壁上所雕，后来，在中国的雕刻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马匹的完美比例，雕刻品中，这些马的比例与中国马的比例形成鲜明对照，前者与小种马近似，而后者则更肥壮；这些关系也不仅仅促使后汉人借用了帕尔特新骑兵的装备与武器；中国艺术也影响了帕尔特的艺术，这是相互的。别的不提，罗马艺术通过硬币就一直传到了远东；高卢硬币除了其本身的金属价值之外，还传播了整个一种审美观，传播了对世界和对人的整个一种哲学观。罗马硬币亦然。我还要补充一句，丝绸给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有关这一华丽物质之本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丝绸对于丝儿人来说是一种财富，他们小心翼翼地保守其秘密，唯恐有失。西方人开始以为这一精细珍贵至极的纤维定像棉花一样长在树上或灌木上，而且后来很长时间内也一直这么认为。直到公元175年左右，保萨尼阿斯怀疑这种丝绸是一种动物产的，这种动物“比最大的金龟子还大两倍，此外又像是蜘蛛，在树下织网”。他虽然隐隐约约地看到蚕的本质，但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还出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游记，这些游记描绘了上面长满丝绸的奇妙之树，甚至还有插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刚刚恢复，当时一直困在印度的佛门弟子便利用商队运回其精神商品：一条贸易之路，即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一种外国宗教引入中国。
释迦牟尼的佛教沿着罗马人的足迹，与罗马产品同时进入中国，虽然步履胆怯，但终归进入了中国。这位年轻王子痛恨生老病死与贫穷，选择了苦行生活，后悟到生活本身就是苦难，因此，真福的目的就在于达到不再存在于世。然而，据印度思想，人有轮回转世之说，每回转世，又必须经受另一个恶性轮回，即生、苦、灭。就是世上意志最坚强者，也会因此而气馁。然而，释迦牟尼在树下“得道”，悟得永福的目的在于将存在于体内的意志排斥到体外，从而达到涅檠，得以不再经受生之痛苦。从这一直感中，自然会演绎出一种以温和、苦行和克己为特征的哲学。他宣传自己的教义，渐渐地将印度控制在自己的学说之下，建造了一些佛家寺庙。佛教与虚无之道德和教义同时发展了印度的造型艺术；造型艺术首先受到形而上学的阻碍，显而易见，形而上学谴责复活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谴责得以真正死灭之人的形象表现），原始佛教的艺术家们很快得到了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帮助，他们安顿在巴尼河畔，引人了希腊的审美观：历史上有名的希腊佛教艺术因此风行起来，确实，它值得我们尊重，甚至值得我们赞美。阿波罗也介入了东方的这一艺术。而在公元1世纪，僧人们步罗马、帕尔特和印地斯基泰商人的后尘，雕刻了第一批希腊化的菩萨像。他们把希腊佛教艺术的经典留到了自己的心中、脑中、记忆中，如他们灵巧的话还留到了自己的手指中，这样，他们把希腊佛教艺术经典带到了中国。要想使思想流传过来，必须让商人们有利可图，产生赚钱的欲望，而且，罗马和汉人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必须在中亚中心结合。在和田城址上，人们一次发现了不少装饰有异教神像的罗马凹雕玉石，宙斯、帕拉斯、赫拉克勒斯、厄洛斯，还发现了一些希腊佛教艺术浮雕，以及瓦林斯皇帝执政时期的硬币。在洛浦地区，发掘了一座3世纪的佛教圣殿，殿内的浮雕令人联想到庞贝风格的浮雕。
这样，在公元前65或前66年，在汉朝的一个小国里，建立了一座小小的佛家寺院，得到了一位道家王子的保护。也许是道家和佛家有心混合一体，似乎各自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因此，开始时双方和睦相处。中国道家意识到在佛教那儿可以重新找到他们自己的思想根苗。佛门僧人开始翻译经典著作和教义时，用的就是道家语言。（这一复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耶稣会士对孔夫子和儒家那么宽容，而对佛门和道家子弟都一直耿耿于怀，大加诽谤。这一仇恨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佛家和道家如此混合一体，实在也不是那么清白。）不过，道家很快醒悟，发现这些西域来的外人跟他们进行的是何等可怕的竞争，于是想方设法，跟不可知论的儒家一样，极力给他们制造麻烦，当然，儒家如此举动，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我们所知，在这一时期，虽然汉朝的中国已经继承了十分丰富的哲学学说，但他们的哲学都丝毫也没有转到西方。孔子、孟子、孙子、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墨子、韩非子都已建立了他们的学说。我们能否像过去在死海边寻找山羊的贝督因人那样，忽然在一日发现一件埋藏地底的珍宝，向我们表明中国思想或中国的存在本身当时就给欧洲人提出了极为伤脑筋的问题？谁知道呢？不过，我表示怀疑。首先因为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哲学，哪怕它们在某些皇帝在位时获得了独尊地位，但是，他们从未自命为世界性的具有布道性质的宗教；它们只是为汉人子弟着想，至于蛮教之徒，就让他们蛮去好了。其次，罗马人极为宽宏大量，把自己的万神庙的大门向外国神祗打开，即使可能发现了中国的神祗，也不会感到为难。简言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罗马人都不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掌握着一种受到启示的宗教，掌握着真正的、全世界的宗教，应该为了世界的利益，想方设法向世界强行推广，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方式。最后，我猜想，丝绸商们所关心的也不是什么形而上学或哲学。他们给自己提出的只是实在的问题：到何处找到一个中途落脚点？如何把商品和硬币平安地运到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向西方人提出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提出的问题不过是丝绸是树木所产还是昆虫所生。维吉尔当时自圆其说，影射了“丝儿人从树叶中抽出的精神绒毛”。啊！不错！中国及其丝绸向罗马人提出了一个科学的，甚或财政的问题：提比略不得不颁布庄严的法律，严禁男人穿戴丝绸；只有妇女才有权享用。
当基督教以景教形式率先发现中国，此后伊斯兰教紧跟着发现中国之时，情况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