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远见卓识。在这个学界如江湖的时代，作者在迟暮之年，回忆起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仍情至不能已，或激越，或愤怒，或高兴，或悲痛，或忧伤。透过李幼蒸的独特经历，我们看到了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痛苦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还你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幼蒸。

李幼蒸，1936年出生于北平。现为：旅美独立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曾于：天津大学土建系肄业（1956—1959年），北京图书馆自学（1959-1966年），膳家研习（1966-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78-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82—1984年），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客座研究员（1989-1997年），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访问研究员（1990年）。

80年代（1977—1987年）我的治学方向回顾“
少年岁月：幼时经历素描
中学：我的“文学时代”——忆俄国文学对我的精神影响
我的“1957”——走向哲学的那一年
我与北京图书馆
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
回忆杜任之先生——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
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
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
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
记八九十年代王浩助我二三事
80年代我与甘阳交往的片段回忆——兼论我与青年西学“启蒙者”一代
我代贺麟为罗蒂书写序——记80年代学界的一则经历
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
在德努力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之失败
我的“解释学”经历——解释学探讨30年之回顾
我的读书与藏书
附录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论理性高于权威（新增改版）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
后记——兼述仁学和符号学结合之意义
李幼蒸主要著译书目

80年代（1977—1987年）我的治学方向回顾
　　1．从哲学到“理论”
　　我的前半生的思想发展路线，可以大致描述为：先从文学到哲学，再从哲学到（跨学科的科学）“理论”。虽然学术领域的范围和重点不同，但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根据的理性追求。由于二三十年来始终处于独立思考的境地，没有职业思虑的牵扯和专家的“指引”，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也就存在于各种制度性和职业性的制约之外。思想学术实践，只是内在的、自然的人格冲动之结果。一切阅读和研习活动，都自然地成为精神追求的手段和过程；既无职业性目标，也无权势崇拜的需要。性格决定着我把信仰和求知内在地缠结在一起，也就是把信仰追求和理智提升看作一事。天然持有的理性立场是：先知解而后信，而知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生命轨迹本身。生命过程成为信仰追求的过程，而信仰追求过程成为知识追求的过程；知识追求的过程则是一个连续自然的理性实践过程。这一切，不言而喻，乃个人之事，“学为己”之教，早已内渗我心。精神实践遂具体化为知识实践。这个知识对象，包括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我而言，知识就是指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其核心则是学术之理论部分。这已是我当初退学研读哲学时已有的心态。哲学是通向理论世界的中心途径。在古今中外成百上千哲学知识之中，首应进行层层删选，选择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学习的对象。但很快我就明白，每一流派虽然吸引力不同，却各有千秋，并不存在传统哲学家们“唯己独尊”的“唯一真理系统”。实际上，我也不可能把任何现代哲学流派当作唯一或主要的“逻辑基础”，以期在该基础之上建构知识大厦。人类的知识绝对不是像19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那样看作是一个由某种逻辑性的钢筋水泥加以固结的、“铁板一块”的统一系统。
　　没有职业性“压力”，也没有名流崇拜的“诱惑”，却有着“尽其在我”的精神实践本能的牵引：尽一己之能，不以实践活动的具体结果为标准，而以对待知识的态度正确性（对准方向）程度为标准，这大概也是我在“文革”结束前20年的知识追求过程中的真实心态。所以，虽然各方面条件简陋，我从无“走投无路”之感。因为我的路向是精神性的，而我的精神实践，又落实在自我心态方向的调整上面，而不是落实在知识积累的绝对量方面或社会性承认方面。虽然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准备自己的求知条件，但是不仅不关心他人的态度和社会性观感，而且甚至于不关心自己的学习成就本身：这就是不以客观的知识收获结果来衡量自己的生存得失（因为具体成绩相当地取决于各种客观条件），而以自己是否处理好了主观努力部分为得失之标准。这样，我也就从来没有成为“哲学家”、“专家”的抱负。一方面没有此职业性目标，另一方面，也没有一种伟大哲学，其“伟大性”可使其他知识系统成为不再必要。在“大隐隐于市”那20年所自然形成的生活态度和求知方式，现在回顾，可以说不期然完全“合乎”《论语》的人生观和知识观。孔学，不是指复述其文字或研读古人对该文字的论述，而是指亲身体践其义理。所谓“体践”，其对象和范围，当然都会千百倍地深广于古人的思想话语。看一个人的“孔学”修养，不是看他是否将孔子吹捧为准神祗加以崇拜，或把孔子言辞挂在嘴边，借孔子的历史大名加以“利用”，而是看一个人能否因地、因时制宜地把孔子思想贯穿于万千现代真实生活实践之中，包括学术性实践。至于学术活动的具体“内容”，必然因时因地而异。海外新儒家的泥古主义，就是因为没有区分精神活动的不同方面：动机、目标、对象、方法、工具。其中只有“动机”一项是千古不变的，而另三项则必然是代有不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孔子话语而根本没有合乎时代需要的真实实践（也就是符合时代的目标、动机、方法、工具的恰当选择），这就是一种假孔学。简而言之，孔子思想的体践必然相关于当下最重要的社会性和精神性追求，而非指相关于历史上的“陈迹”。真实仁学，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积极实践，而不是面向过去的迷信崇拜。海外新儒家不明此意，以为直意地复述古人话语就算“尊孔”，以至于不能在当下重要的对象和领域有效地贯彻孔子思想。换言之，“孔子思想”不是指孔孟话语的背诵，而是指在现代化对象运作层面上，“贯彻”孔孟之精神和方向。如果只是背诵这些方向和原则话语本身，而不将其“应用于”、“体现于”现代和未来的万千新生活实践之上，所谓孔孟思想就是假的。不幸，至今，海内外只有很少学者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忘记了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只是“腐儒”，即多的是靠背诵四书五经以谋求官吏地位者：说道德话，求荣华富贵而已（今人当然很难再靠儒学做官，但仍可把儒学当作一种方便的“营生”）。今日谈儒学和孔学者有以异乎？
　　2．1977年重返社会
　　1977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学术生活也发生了空前巨变。不是指不久后进入单位一事，而是指我在思想追求上发现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好像20年的独立研习的目的，就是最后要汇聚到这个方向上来。30年过去了，我在此名目下的学术实践方向，始终未变。我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用法，正像我对“哲学”的用法一样，都是有广狭二义的。我所指的这个研究范围和方向，绝不只是指各种具体的课题（人物、著作、流派），而是指着一个大方向上可辨的、具体范围不断扩展的对象领域。导引我朝向它们的是以往二十多年的独立精神和知识追求。等我下一年进入哲学所之后，很快了解到，我当时译、写的东西，是那里的所有一级研究员不可能理解和从事的。我与他们之间横跨着二三十年的思想方式距离。当然不是指“知识量”的多寡，而是指思想方式。对于智力和勤奋相当的人，年龄越长，知识（记忆的历史话语）越多。如果连一般“现代西方哲学”都被视为比古典哲学更难，结构主义代表的跨学科理论方向，就必然是难上加难了。4年后到了国外，我也才知道，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台湾“中研院”系统和汉学系统），这类思想方式上的差距，同样存在，甚至于更为严重。因为海外华人人文学者，基本属于“大汉学系统”，其知识学术特点，一直就是实用性的，而非理论性的。1949年时，搞理论的，大多数留在内地了，到了台湾的少数人文学者，其理论素养极其有限。两蒋又根本不懂现代理论为何物，以至于几十年来台湾发生的思想史或理论史争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
价值。
　　当时海内外华人文科学界的实况，很少为人提及。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解释过时代知识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区别。其主要方面包括如下特点：
　　①西方知识论中心传统和中国实践论中心传统的对立；
　　②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科技工商主流与中国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支流间的对比；
　　③对现代西方哲学知识了解，其实尚不足十分之一；
　　④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政经法）的全面落后；
　　⑤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知识的严重不足，特别是对现代理论语言学、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现代历史理论、现代文艺理论等，其知识的欠缺性比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⑥现代国学资料学分析，自抗战以来已在各地严重停顿，崇古、媚古思想取代了科学研究态度；
　　⑦教条主义退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顿时成为实质上的中空地带；
　　⑧由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限制，对于现代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尚欠缺充分的学术能力和思想能力加以有效分析；历史性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性的学术实践，被普遍地混为一谈。1978年时大家不知道：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中国的社会改革，应该是两套规划和两套运作过程，两个实践领域。结果人们把对社会改善的批评思想，当作了主要的学术思想目标；社会批评家被当成了学术思想家，这个误会甚至于延续至今，并被媒体人普遍地强加以推广。结果，当时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历史上、社会上的问题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华人世界的文科性知识水准的落后；或者说，以为文科知识只要一开放，就可迅速赶上和补齐。对于文科世界的“最新地形图”（深深浅浅）不甚了了。被“解放”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检讨自身知识的缺欠和如何补课的问题；人人都以为可以立即“启蒙”他人。
　　3．“启蒙时代”的10年
　　1978-1988年这10年，当然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也是最重要的10年。这10年成为中国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或过渡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成了“启蒙者”，即时代的思想指路人。但是，有趣的是，“启蒙”本应以先进的、现代化的知识为基础，我们的启蒙者的现代化知识当时从何而来？前10年还是你杀我打的各路好汉，后10年突然纷纷变成了知识人、思想家。这么多人挺身而出，以三两年的准备，就开始以先进自居和“当仁不让”了。不能顺利看懂专业书的哲学家，突然成为“掌握”多种外语的中年才俊。年轻外语系毕业生，突然炙手可热，迅速成为新思想的传播人，而不了解“会外语”和“理解外国理论”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会中文和会中国社会科学，难道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吗？但人们幼稚地以为会外文者不同于会中文者：会外文，就等于能翻译外文社会科学!）。但是，现代西方思想，突然成为时代名利追求的新“手段”。1980年代的中青年启蒙者，不少都是实用主义地处理学术活动的：任何不同于教条主义话语的西方话语，都可成为使当事人“脱颖而出”的便宜工具。其启蒙目的在于通过此“标新立异”以积累知名度和社会资源，却并不关心自身学养的实质性提升。所以学术界很少有人谈论学术目标、方向、作风等问题，而主要关心在社会上造成的个人冲击效果及其名利收益。结果，导师本身的知识实情很快被研究生掌握，一方面研究生要利用导师的知名度来谋利；另一方面也因了解了导师实情，陡生轻视导师而产生自满的心态。在此过程中，师生双方都可最终在学术制度内获利，相互接应，承前启后，互为屏障，故皆大欢喜。但是谁都不从学术知识追求的真正需要来考虑学术的目标和方法。等到这一风气随着留学潮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后，其性质丝毫未变，只不过把国内的学术功利追求变成了国外的功利追求。“走向世界”就是把国内名利追求范围成10倍地扩大到国外追求活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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