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早期文稿》

本书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本源，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行之道、成功之道、艺术之道、健康之道、财富之道，其中修行是根本，其成功、艺术、健康、财富等等都是从修行而得来的附属产品。追溯曾国藩智慧的源泉，也就是追溯中国文化的智慧，因此，曾国藩已经超越了他自身，他是一种文化现象，他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他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事业；不是他以一介书生打败了太平天国；不是他位极人臣，统管数省；不是他改革开放，最早开始搞洋务运动。所有这些都是他出世不离入世的附属产物。曾国藩的成功，是他一生立志成圣而得善终正寝。历史英雄那么多，他们可以战胜百万雄师，可真正能够战胜自己的人又有多少呢？曾国藩既能够在战场上战胜百万雄师，而且又能够在个人修行的道路上战胜自己。这就是曾国藩超越古今一切英雄的地方。
本书与您一同解读一代儒宗曾国藩！

曾琦云，湖南双峰县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所研究员，副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佛学、文学等研究。有《宗教文化导论》、《心经心得（佛家养心智慧）》、《舍利与修行》、《印光大师说净土》、《安士全书白话解》、《新版安士全书校注》、等书出版，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总文字五百多万。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曾国藩
　1.什么叫文化
　2.中国文化及其哲学
　3.中国禅文化
　4.理学与禅宗
　5.曾国藩与中国文化
第二章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1.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2.曾国藩的经济学与《大学》“修齐治平”是紧密联系的
　3.曾国藩思想一生没有“三变”，儒家的精神始终贯穿他的一生
第三章 曾国藩形而上“道"论
　1.“道”的本源，“一以贯之”
　2.“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
　3.曾国藩的“知命”哲学
第四章 曾国藩与佛教
　1.诗文入禅，求静近佛
　2.洗涤旧染，改造命运
　3.机到神到，言外顿悟
　4.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5.克已奉公，回归本源
第五章 从中国文化看曾国藩的人才观
　1.重人求贤若渴
　2.用人不拘一格
　3.识人未卜先知
　4.育人循循善诱
　5.训人情理并茂
　6.律人以身作则
　7.管人恩威并施
　8.为人立德为本
第六章 曾国藩诗歌创作研究
　1.以诗言志，陶冶性情
　2.以诗写实，为民请命
　3.借景抒情，情理交融
　4.咏古讽今，旁敲侧击
　5.忧国忧民，慷慨悲歌
第七章 曾国藩对联研究
　1.为己箴联：人生修行的心志流露
　2.为景题联：无情都是有情物
　3.为人赠联：深情中寄托人生指归
　4.为亡挽联：盖棺论定悟无常
第八章 曾国藩古文创作研究
　1.从桐城派到湘乡派：文道统一，经世致用
　2.一脉相承“文气说”
　3.从阴阳哲学到文学审美
　4.《顺性命之理论》赏析
第九章 曾国藩养生研究
　1.吾他日当俄然而逝
　2.涤其旧染，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
　3.慎独则心安，守身之先务
　4.“静”字功夫要紧
　5.养生以少恼怒为本，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
　6.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7.节欲，节饮食
第十章 从曾国藩的故事看传统文化
　1.月老爱才变岳父
　2.为人能“忍”的学生
　3.曾国藩说《挺经》
　4.“六尺巷”
　5.墨经出山
　6.“曾剃头”
　7.曾左交情始末
　8.“老弟上当了”
　9.甘心受骗
　10.问鼎轻重
　11.天津教案
第十一章 从《论语别裁》看南怀瑾评价曾国藩
　1.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
　2.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最多一、二十人而已
　3.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4.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5.得少住时且少住，要如何处便如何
　6.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7.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
　8.怕孔子会发牢骚——粪土之墙不可朽也
　9.《冰鉴》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
　10.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
第十二章 一脉相承的财富之道——保富法
　1.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
　2.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3.求阙
　4.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
　5.天道最公，人算不如天算
　6.名人评《保富法》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热的出现，研究曾国藩的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出，然而，如果不从曾国藩的思想渊源去研究，就很难找到一个全面的曾国藩。很多论文和专著中都说曾国藩是理学家，这个评价也是站不住脚的。本章论述曾国藩不是理学家，而把他定位为新儒学创始人，他的新儒学，经济（经世济民）思想是最大的特点，同时他集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为一体，为儒家文化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因为立足于经世致用，所以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人说他一生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块里程碑。
一、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要认识曾国藩思想的传承关系以及发展脉络，首先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文化已经无法考证，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轴心时代”开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因此，雅斯贝尔斯指出： “这个轴心位于对人性的形成而言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自从轴心时代出了孔子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左右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中国文化决不仅仅只有儒家文化。老庄的道家思想是一大主流，当然不能与后来发展而来的国教道教同日而语，因为道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想。后来传人中国的佛教，也融人中国本民族的文化，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础。
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在西汉形成而发展的。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他搞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断代时代，这个王朝非常短，所以中国文化正像杜甫的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很快，西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然而，老庄道学也在汉朝后期得到发展。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可它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带有越来越多的欺骗性，受到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因此，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越来越深刻。在这个时期，佛教也开始传人中国，中国三家思想融合，出现了中国佛学。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现在学术界有争议，但是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不过现在还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中国已经有佛教了。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被人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教的神秘法术相似。《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晚年出关， “莫知其所终”。有人因此就说老子去西方，到达印度，创立佛教。所以，佛教传人中国时最先是靠近道家和道教。翻译佛经时，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虽然后来因怕造成误解而有所纠正，但“格义”佛教仍然存在。就是五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融合，导致中国佛学的建立。冯友兰因此提出要区别“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这两个概念。
当佛教东来，道教也乘时而兴之时，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薄弱日益暴露出来。但这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公元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公元627—649年）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这时候，道家和佛教也都处于兴旺阶段，人们变得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在儒家出现了性命之学的讨论。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出现了第二期发展的历史。
宋朝理学出现之后， “微言大义”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的不可穷尽的源泉。其中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其中诠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明代经学衰微，惟有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行世。明清之际经学复兴，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炮舰、鸦片烟枪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涌人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思想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挑战。理学虽然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道德的堕落和官场的日益腐败，久处官场的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理学仅仅是他们走入仕途的敲门砖，仅仅是他们腐败本质的遮羞布。因此，理学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此时，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打起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旗号，不仅儒家文化，连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有识之士，承担了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理的理学所约束。他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推崇倭仁的操守，但是他并非就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 “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本来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与佛教只求自度而不求度人的小乘佛教相似，其最高境界只能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沉沦，如果一个人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他提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争，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
曾国藩的“经济学”，虽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而是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学的目的。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而仅仅是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那么这样的义理，曾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曾国藩讨厌说了不做，他重视“道德实践”，这便是传统儒家所说的“诚’字。他说： “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主也。故曰诚者物主始终，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处处都是男盗女娼，一定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