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曾以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等，十几种文字风靡全世界，与《歌德谈话录》堪称德语双璧，本书是唯一未被删节的全本。
“一个犹太鬼才”的思想罐头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和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马克斯·勃罗德

本书由卡夫卡口述，他的弟子古斯塔夫·雅诺施记录，也称《卡夫卡对我说》或《卡夫卡谈话录》。在德国文学史上，这本书被誉为唯一可以同《歌德谈话录》媲美的谈话录。这本书全面反映了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以陌生的眼光和惊讶的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了这个亲亲热热、熙熙攘攘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丽又人人受其控制。 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这种惊叫被称为“现代启示录”，卡夫卡也一跃而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色彩。

赵登荣，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翻译家、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委员会德语组组长。主要译著有《警钟男孩》、《荒原狼》等。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
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用速记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勃罗德的书《蒂肖·布拉赫①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律处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看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看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我们走进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背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嘴唇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递过手来。“在我面前你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①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普通的平民，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兰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迸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是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我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你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亮光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蓝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他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皱起前额，努出嘴唇或嘬尖嘴巴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兰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在卡罗琳娜塔尔的波德布拉德街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罗琳娜塔尔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工作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尔-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②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