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
《曾国藩传》是第一部全面评述曾国藩的著作。
　　萧一山撰《曾国藩传》，只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国藩以文人之身舞刀弄枪，究竟为何而战？本书的答案是：“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文化”是儒家文化，“宗教”是孔孟之教。洪秀全不以这样的“文化”与这样的“宗教”立国，所以国藩要铲除之……
“文化”与“宗教”之上，就是“救人”：“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其实不然。他妆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可是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
　　“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奋发，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萧一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对文化有独到的见解。……由于萧一山始终以人文化成为理想，以文化复兴为己任，所以能将所谓圣贤豪杰的智慧、精神、人格透现于史学著述中。”（汪效驷《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越一年，著《清史大纲》及《曾国藩传》两书，对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史历程之嬗变，阐述为详，特别对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麐、胡林翼诸人之所以成功，有着独到的见解。”（王钟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萧氏云：“中国人讲文化，日本人讲武化，西方人讲物化。因为日人讲究武士化，西人重视物质化，而中国则数千年历史的全貌就是‘以文化天下’。反对‘以力服人’，反对斗争，反对以武统治天下；中华文化的根源思想在此。”（《萧一山先生文集》第696页，台北经世书社，1979年版）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肯定之言，誉其为完人，谓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谓其成就”震古铄今”，成孔子没后二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之惟一“解人”。否定之言，则谓其为“吾祖民贼”，“民族罪人”，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
呜呼，如此大誉大毁之人，求之中国历史，能有几人乎？求之世界历史，又能有几人乎？
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深刻透辟地分析了曾国藩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深入归纳了曾国藩的用人方略，概述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发展、分化和主要特征、作用；同时，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赡翔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曾国藩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毛泽东青年时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则更是终生奉之为楷模。然而，是什么缘故使得人们对曾国藩毁誉参半？又为什么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现在如此广泛地得以出版，成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的案头常备书？这本《曾国藩传》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萧一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本是是第一部全面评述曾国藩的著作。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的过程。全文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萧一山（1902-1978），名桂森，字一山，号非字。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19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22岁凭一己之力，撰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清代通史》，被梁启超评为“技术罕见”。30岁获特款资助，往欧美各国考察。36岁撰成《清史大纲》和《曾国藩传》于四川三台。其故友之子作文叹其晚年之蹉跎：“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之前（按：约1945年），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

第一章 家庭环境
第二章 经世之礼学
第三章 学术背景
第四章 思想体系
第五章 天才与志气
第六章 京官时代的政治
第七章 编练湘军及其特点
第八章 太平天国的平定
第九章 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事业
第十章 湘淮军代兴的关系
附录一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引论
第一章 曾国藩之造就人材
第二章 幕府人物总表
第三章 入幕前之活动
第四章 入幕经过及在幕府之活动
第五章 曾国藩之影响
第六章 曾国藩受幕宾之影响
余论
参考书目
附录二 曾国藩年表
后记

第一章　家庭环境
　　曾国藩的禀性是由于家庭环境养成的，可是他的学问成就，却得力于北京做官的时代。他在翰林院一共九年，自庶吉士升到侍讲学士，都是一种清闲的职务。翰林院好像现在的中央研究院，不过研究院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翰林院则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平素为皇帝皇子讲书，可充经筵讲官、春坊庶子；放考差，可充乡会试主考总裁、同考官及各省学政。或纂校殿阁秘书，总不外乎文墨之事，所以很有研究的工夫。国藩前几年多看些历史书，兼及词章，注重经世之学，颇有心得。及善化人唐鉴到京师做太常寺卿，这位老先生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和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国藩以前辈之礼事之，常常请教他们。唐鉴告诉他说：
　　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后代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
　　倭仁用功最笃实，每天言动，皆有札记，见过自讼，一点都不虚妄。国藩受了他们的影响，同以朱子为日课，而致力于宋学。我们看他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记云：
　　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蹬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几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初十日记云：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帐，遂茫茫然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是席间海秋言：“人处得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十四日记云：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未初客来试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饣舌），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诳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绐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十一月初八日记云：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日记中痛自劾责之言甚多，可以看出他的理学慎独功夫是如何了。不久，他便订立一个课程表：
　　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殆矣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个人，何我遂甘堕落耶？
　　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课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心，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十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谭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为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在课程表订立以后，他的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有很大的效益。后来刘长佑督直，对捻军主张合剿，与国藩主张分堵的意见不合，而国藩极称之。长佐对人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所谓圣贤功夫，就是他一生严以劾己，宽以容众的精神，的确在这时植立了很好的根基。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理学只是他整个学问的一方面而已。他在复夏瞍甫的信里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言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他的治学方法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所以他不尽以理学为能事，同时也博览六书及乾嘉训诂诸书，而且不以宋人注经为然。他的归宿是“礼学”，以为礼学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礼学是什么呢？就是经世学。有一天唐鉴告诉他说：
　　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
　　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
　　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国藩就问道：“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鉴答：“经济不外看史。
　　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这可见国藩特别注意经济学了！但国藩赞成唐鉴的“经济不外看史”之说，不赞成他把经济放在义理内，我们看国藩在《圣哲画像记》里说：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日义理，日词章，日考据。
　　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从前的理学家（唐）、文学家（姚）、经学家（戴）都只承认学问有三种，而国藩提出“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因此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超越八代矣。”他要打破三种学问的藩篱，而以“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为礼学，才算是“先王之道”。所以他说杜君卿的《通典》言礼者多，其识已超越八代，直可追踪秦汉，“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通典》是各种制度的沿革史，为什么曾国藩这样的尊重它呢？因为它可以上接马、班的“经世之典”。接着他又说：
　　有宋朱子、张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乐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高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
　　这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的“微旨”是以礼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汉学家“摈有宋五千之术”，宋学家“以汉学破碎害道”，断断未已，都为国藩所讥议。他说，“屏弃群言以自隘”，“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是“妹妹自悦”的“斗筲者”。（以上引文均见《画像记》）又说：“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世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源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万世。”（《年谱》）他反对汉宋学各有门户，痛恶趋新执一的投机分子，尤以沽名邀誉为丧守害世，他要为务本之学，只有礼学体大思精，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因为它是经纬万汇的综合学问，乃经世之大法。所以国藩在辛亥七月的日记里，就把经世学很显然的标示出来了。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日《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我们看国藩这一段话，就知道他对于一般学者分学问为三途是不很赞成的，他要把经济之学特别提出来列为孔门的政事之科，真可以发孔学之义蕴了。至于礼学好像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故云“缺一不可”。其实礼学就是古代的经世学，也就是历史学，它是包括义理词章考据，“不可以一方体论”的。我们再看国藩的《孙侍讲刍论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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