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阅读对象：中、小学生及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读完了这本书以后，你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速算法，这本书全讲到了？这时候请你记住：认识是没有穷尽的。你只要懂了道理，就可以自己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来。还有，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碰到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希望你多多思考，多多和同学们讨论，问问老师和家长。

学每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也许觉得有点麻烦，还不如照一般的方法按部就班地算来得快哩。这时候，请你记住古人的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每克服了学习上的一个困难，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乐趣。才学会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计算起来一定并不快，还可能会弄错。这时候请你记住“熟能生巧”这句话。现在你还不熟练，就需要多做练习，随时随地，自己寻找习题练习。这本书每节都有习题，书末附有答数。
　　　　拿起《算得快》这本书你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速算法，这本书全讲到了？这时候请记住：认识是没有穷尽的。你只要懂了道理，就可以自己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来。
　　学每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你也许觉得有点麻烦，还不如一般的方法按部就班地算来得快。这时候，记住古人的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每克服了学习上的一个困难，你就会得到无穷的乐趣。刚学会一种速算方法的时候，计算起来并不一定快，还可能会弄错，但是练习多了就一定能够熟能生巧。
　　内容主要包括：加法，从高位算起；减法变加法；连续数的加法；乘以2和乘以3；除以16；乘以4、6、8；乘以或除以5、25、125、625；乘以或除以75、375等；乘以或除以7；乘以9；乘以11、111、37和其他；多位数相乘；十位数字相同的两个两位数相乘；个位数相同的两个两位数相乘；乘数是34或67的乘法和整算找零法；两数和乘以两树差；平方数的计算；除法的速算；小数、百分数、分数的相互关系；分数的减法和乘法

刘后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他从194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普创作。《算得快》是他在1960年代初写的，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科普作品，以后多次再版修订，并译成多种文字，累计印数近一千万册，是名副其实的优秀畅销书。“《算得快》，卖得快！”是全国新华书店的一致反映。

写在前面
“一口清”的故事
这个办法真好
高斯的故事
一只青蛙一张嘴
杜小甫向高商挑战
当了一回小木匠
五一倍作二
由浅入深
奇妙的七
愉快的春游
你最喜欢哪个数
掐指一算
打破砂锅问到底
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
速算高手张叔铭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世上无难事
温故如新
触类旁通
融会贯通
重要的是思维训练
习题答案

此情可待成追忆——优秀畅销书《算得快》背后的故事／尹传红
　　这是一本内页微微泛黄、两角起了褶子的旧书，版权页上印着：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2版 1978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数学种子的“园外园丁”，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它辗转走过了3个家庭、哺育了7个孩子。
　　这是一份饱含真挚情意、充盈时代气息的记录，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铸了他行进在科普创作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
　　我是那7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当初哪里想得到，在幸会《算得快》20多年后，又会与它重逢，并与它的作者一家和新、旧两个版本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识接力
　　还是先从两年前说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乡柳州过年。到姑母家做客时，我在表弟的书柜里意外地发现了我那久违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惊喜地叫出声来：“哇噻，我的第一本数学课外书！”
　　已经阔别20年了，眼前这本黄乎乎的小薄册泛着一股陈味，又旧又脏。可我捧着它一页一页地翻看，却感到十分亲切、温馨。只是在一瞬间，书中那4位倾心速算、个性鲜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
　　瞧，这书的封面上写下了2种姓氏5个孩子的名字，还盖了一个印章，这是怎么回事？
　　最清楚个中缘由的是我的父亲尹远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还记得书的封面铺黄底，上边印着小数学迷（高商）的大脑袋瓜儿。前两天，就这本书的来历我再次打电话向父亲问询，他讲了几句后便感慨道：“这是当年你们几个孩子间的知识接力啊！”
　　大约是在1978年底，父亲从报上得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数学科普书《算得快》，很受欢迎和好评。一直怀才不遇、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随即跑到城里的几家书店寻觅，但都一无所获。于是，他便写信向北京的亲戚求助。
　　我的表伯赵一丁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可并不是新的——在书的左上角，还写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赵平、赵楠）。原来，《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抢得快”、“销得快”，北京城里竟然也脱销了——后来我听说，《算得快》早年的每次发行，两三天内便被抢购一空。
　　这本从北京“迁”往柳州的数学启蒙读物，一度成了我课外形影不离的“宝贝”。正是在阅读《算得快》的过程中，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说那一阵我跟大妹妹关系不好，老想“吃独食”，所以在书皮上就只写下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学表哥表姐注上拼音，又盖上了自个儿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传剑），显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亲特意添上去的。我还记得，因为大妹妹用红笔在书中的插图上涂抹描画，我愤怒地训斥了她，我们的关系由此而变得更“紧张”了……
　　后来，小妹妹也长大了，于是在书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传志）——我真搞不懂那时她为什么会那么“谦虚”。
　　再后来，这本书又“传”给了我的两个表弟黄璟和黄瑞。不过，他俩并没有在书皮上留下“墨宝”。顺便说一句，这哥俩对数学很感兴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老大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第一名，现在德国工作……
　　　　　　　　　　　　　　　　　　　　　　吃了一惊
　　《算得快》让我记住了作者“刘后一”这个名字。
　　在我当年的想像中，他肯定是一位知识渊博、戴着眼镜的老爷爷，兴许还在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跟陈景润做同事哩。但没过多久我就给弄糊涂了，因为父亲陆续买来的几本课外读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顶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刘后一，可这几本书跟数学一点也不搭界呀？
　　直觉告诉我，这些书都是同一个刘后一写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用故事体裁普及科学知识；故事铺陈中的人物都有比较鲜明的性格特征；再有就是语言活泼、通俗、流畅，读起来非常轻松。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报》做编辑。1993年夏的一天，一个同事指了指靠窗边坐着的一位文静的女士，悄声对我说道：“知道吗？她叫刘碧玛，她爸爸就是写《算得快》的刘后一。”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可是刘老爷子的忠实读者，前几天还在报上看到周文斌写他的一篇文章呢（《刘后一和少儿科普》，刊于199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真没想到我会跟他的女儿做同事！
　　碧玛极易相处，渐渐地我们就成了彼此熟识的朋友。她跟我讲了好些她父亲的故事。我在20多年前的那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缘分还不止于此。想不到我先后竟然又在不同的场合结识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编辑郑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划编辑薛晓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报道过刘后一科普创作成果的记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与《算得快》相关联的这些“巧”，怎么都让我给碰上啦？
　　从那以后，我想拜会刘老先生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留下遗憾
　　1996年夏秋之间，我听说刘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玛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老先生让女儿捎来话说，谢谢我的好意，他很愿意见我，只是这一阵卧病在床，家里乱得很，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然而，此后不到半年便传来噩耗：老先生在参加科协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因脑溢血突发而匆匆离去。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见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我想，那我就去为他送行，作一下弥补吧。岂料，1月31日那天上午，当我在10点20分从郊区匆匆赶到八宝山时，追悼会因故已提前半个多小时举行，没让我赶上。这样，阴差阳错，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过，在后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策划、编发了有关他的大半个版的纪念文章，发表在1998年1月27日的《科技日报》上，这多少让我得到了一些宽慰。也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对后一先生的品格、学识和涵养，以及多年来他从事科普创作所付出的辛劳和代价，所承受的艰难和重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郑延慧女士告诉我，70年代初她接手编辑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时，曾到刘后一家去过几次，发现身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他处境十分窘迫。当时他一家5口，挤在两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铺，难找别的空间。他常常只能在办公室里写作到深夜，而后就睡在办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 。谁能想到，《算得快》这部累计行销逾10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畅销书，以及同样也很受欢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写成的呢？
　　在女儿刘碧玛眼中，父亲刘后一是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而又十分“正统”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有时连课本和练习本也买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学徒、修路工、制伞小工、家庭教师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之所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和后来写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学。“父亲也并非‘完人’。虽然他在科普创作的天地中驰骋自如，但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却城府不深，缺乏圆滑的应变能力，这使得他与许多像入党啊、晋职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与刘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超脱”，但同时又直率地指出：“我觉得这些优点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点，那就是委屈求全，不敢据理力争，不敢当仁不让。他做了几十年的科研、学报编委和科普杂志（〈化石〉）主编的工作，写下了数十部总计200多万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还是一个副编审。这一点，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认为不公，而刘后一本人却忍了。这是我所深为遗憾的。”
　　在周文斌看来，这一遗憾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遗憾，那就是科普创作的被轻视。在科技界，有些人虽然对写科普作品不知从何下笔，更不了解科普创作的艰辛，可却对科普作家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狂妄。他们视科普创作为“小儿科”，对科学普及的意义更是一知半解，可却自恃高明、自以为是。这正是我们科普事业的悲哀！“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也真愿意我们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刘后一这样的‘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