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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转向政治军事史，现在又回到社会经济史。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中，我逐渐明白了我想找的答案，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荆棘，另一个是那些荆棘怎样才能扫除干净。也是逐渐地，我认识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60-1895年的绅一军政权，后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1895-1949年的军一绅政权。本书分析的就是1912-1928年的军一绅政权。
　　　　　　　　　　　　　　　　　　　　　　　　　　　　　　　　　　　　　——陈志让

内容简介
本书为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经典论纲性著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社会的种种变迁，重点讨论了政治的离心力、军阀的地区与派系斗争、宪法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等问题。作者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在思想上，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行动上，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作者简介
陈志让（Jerome Chen），四川成都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之一。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研究兴趣广泛，在中国近现代史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对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研究，成就尤其突出。

目录
王尔敏序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第二章　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
第三章　南北之分
第四章　内战的形态
第五章　联省自治
第六章　士兵
第七章　派系与内政
第八章　派系与外交
第九章　宪法与传统
第十章　财政与军费
第十一章　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十二章　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
第十三章　军阀的仇敌
第十四章　结论
附录　军官团与军官团的精神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政治的离心力（199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炭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嚼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中央）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介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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