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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史(网上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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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史领域的殿堂及学术教科书
全世界几代学人透过他的眼睛看历史
1987年被《纽约时报》评为“所有时代所有学科中的19部经典教科书之一”
1996年被《华盛顿邮报》誉为“第一部晋身教科书荣誉殿堂的作品”
2002年被美国历史学会(AHA)评为“教科书的黄金标本”
浓墨重书纵横捭阖的现代世界风云 点破大国兴衰之道
事件、局势与结构的完美结合 于叙事中铺张宏大视野
学术丰碑:历史大师半生心血凝聚,九次修订反复锤炼。近60年里,始终是研究现代欧洲崛起的最杰出的单卷本作品,被视为推荐给历史专业学生求学生涯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专著。
★读者口碑:七种文字的译本风行全球,2002 年第9 版仅在美国销量便已突破200 万大关;被1000 多所大学、高中和“高级课程”(Advanced Placement)采用为教材,令数以百万计的学子终生受惠。
★内容宏富:以“现代化”为主线贯穿全书,将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材料串联成为一个整体,层次分明,繁简得当,让读者于轻松阅读中全面把握过去时代的面貌。书后更附有近15 万字的延伸阅读书目,列举并评论了千余种相关图书和近三百个相关网址,其价值和规模在同类作品中均属罕见。
★现实情怀:本书以洋洋150万言、318幅图片和67幅地图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现代世界究竟如何成型?西方文明成长和扩张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又有何种借鉴?作者们期望,本书能为我们未来的道路提供有益的思考,从而有助于中国读者在视野上实现质的飞跃。
★名家推荐: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先驱罗荣渠先生极为推崇本书,曾于20世纪80年代大力促成了第5版中译本的出版;著名思想文化史家何兆武先生慷慨承担本版部分翻译工作并提笔作序;一直以本书作教材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亦欣然作序推荐。
★译文精湛:典雅而雄辩的叙事修辞是本书的一大风格。此次最新中译本在中译第5版经典译文的基础上,特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的优秀学者增补译校,反复推敲,以确保将此书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

内容简介

自1950年初版以来,帕尔默等人所著的《现代世界史》便一直被誉为是一部殿堂级的历史学术教科书,并被广泛采用作教材。在近60 年的时间里,本书作者不断修订,如今已出至第10 版,其销量在同类作品中一直名列前茅,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世界史教科书中寿命最长、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
本书内容丰富、领域宽广,以洋洋百余万文字阐述了现代欧洲的崛起这一世界性的事件。在作者笔下,曾经默默无闻的欧洲(或曰西方),在从16 世纪初至今的五百多年里,逐渐创造出了一个辐射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的世界体系。
作为一部将传统叙事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的作品,作者在以政治和制度的演变为主线的同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诸方面也作了简洁而生动的阐释。全书贯穿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情怀,思想的火花与睿智的表达时时可见,使得阅读本书成为一次美妙的思想之旅。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R.R. 帕尔默(R.R.Palmer,1909—2002),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34 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36—1977年间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作为法国大革命研究权威,以及美法两国革命比较研究的先驱,帕尔默曾先后担任美国法国史研究协会主席(1961),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70),同时也是美国哲学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活跃成员,并被欧美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学位。1990 年,帕尔默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授予费尔特里内利奖。 乔• 科尔顿(Joel Colton),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50—1989 年任教于杜克大学历史系,曾任洛克菲勒人文科学奖学金与研究项目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古根海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员。 劳埃德• 克莱默(Lloyd Kramer),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兼职教授。 译者简介: 何兆武(1921— ),著名翻译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苇草集》等。翻译本书前言、导论,并作推荐导言。 孙福生(1933—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翻译本书第1、2、3、5、7、9章。 陈敦全(1939—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译有林肯《葛底斯堡演讲词》、达尼肯《众神之车》、《COLLINS袖珍英汉双解词典》(香港)等。翻译本书第4、6、8章。 周颖如(1927— ),商务印书馆编审,曾与周川合译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托马斯《林肯传》,主译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等。翻译本书第10章,校译第21章。 周鸿临(1933—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翻译本书第11、12、17章,校译本书第13、16章。 苏中友(1951—2002),广西师范大学教师。翻译本书第13、14、15、16章。 范丽萍(1966—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校译本书第14、15、17章。 杨慧娟(1936—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翻译本书第18章。 罗敏兴(1926—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精通英语、俄语。校译本书第18章。 陈少衡(1929— ),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商务印书馆编审。译有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合译)、狄更斯《荒凉山庄》(合译)等。翻译本书第19、20章。 周熙安(1925—2000),原名周川,商务印书馆编审,曾参加翻译《光荣与梦想》、《克格勃》等多部著作,还曾与周颖如合译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托马斯《林肯传》等。翻译本书第21章。 牛可(1969—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教授。翻译本书第22、25章。 董经胜(1964—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秘书长。翻译本书第23章。 潘华琼(1965—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曾于1998年至2000年在比利时新鲁汶天主教大学进修。翻译本书第24章 王昺(1948— ),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比较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翻译本书第26章及“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 陈启能(1934— ),史学理论、俄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校译本书第26章 董正华(195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翻译本书第27章。 推荐者简介: 罗荣渠(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堪称我国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奠基之作。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历史》编委,世界近代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福柯思想肖像》等,译有布罗代尔《论历史》、福柯《疯癫与文明》、汤因比《历史研究》(合译)等。

目录

出版前言 
简目 
序一 用“现代化”的视角解读现代世界史罗荣渠
序二 现代世界史的标准著作何兆武 
序三 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标本刘北成 
致中国读者 
第十版序 
第五版序 
大事年表及地图、图表目录 
导论:地理与历史 
欧洲在现代史上的影响 
第1章 欧洲的兴起 
1.古代:希腊、罗马、基督教 
2.中世纪初期:欧洲的形成 
3.中世纪盛期:世俗文化 
4.中世纪盛期:教会 
第2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动乱,1300—1560年 
5.14世纪的灾难 
6.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7.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文艺复兴 
8.新型君主国 
9.新教改革运动 
10.天主教的改革和改组 
第3章 经济重建和宗教战争,1560—1648年 
11.大西洋的开放
12.商业革命 
13.社会结构的变化 
14.天主教西班牙的战争:荷兰人和英国人
15.法兰西的解体与重建 
16.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第4章 西欧日益强大,1640—1715年
17.大君主和均势 12318.荷兰共和国 
18.荷兰文明和政府 
19.英国:内战 
20.英国:议会的胜利 
21.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1643—1715年:专制制度的胜利 
22.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 
第5章 东欧的变化,1648—1740年 
23.三个衰老的帝国 
24.奥地利君主国的形成 
25.普鲁士的形成 
26.俄罗斯的“西化” 
第6章 科学的世界观 
27.科学文明的先知:培根和笛卡儿 
28.牛顿之路:万有引力定律 
29.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新知识 
30.政治学说:自然法学派 
第7章 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31.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32.18世纪的世界经济 
33.《乌得勒支和约》后的西欧,1713—1740年 
34.18世纪中期的大战:《巴黎和约》,1763年 
第8章 启蒙时代 
35.哲人及其他 
36.开明专制制度:法国、奥地利、普鲁士 
37.开明专制制度:俄国 
38.三次瓜分波兰 
39.新的骚动:英国的改革运动 
40.美国革命 
第9章 法国革命 
41.背景 
42.法国的革命和改组 
43.革命和欧洲:战争和二次革命,1792年 
44.非常共和国,1792—1795年:恐怖统治 
45.宪法共和国:督政府,1795—1799年 
46.专制共和国:执政府,1799—1804年 
第10章 拿破仑时代的欧洲 
47.法兰西帝国体系的形成 
48.大帝国:革命的传播 
49.大陆封锁体系:英国和欧洲 
50.民族运动:德意志 
51.拿破仑的倾覆:维也纳会议 
第11章 工业、思想与争取改革的斗争,1815—1848年 
52.英国的工业革命 
53.各种“主义”的出现 
54.堤坝与洪水:国内方面 
55.堤坝与洪水:国际方面 
56.自由主义在西方的突破:
57.西欧资产阶级的胜利 
第12章 革命和秩序重建,1848—1870年 
58.巴黎:西方社会革命的幽灵 
59.维也纳:中欧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革命 
60.法兰克福和柏林:自由德意志问题 
61.新欧洲的各种“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62.波拿巴主义:法兰西第二帝国,
第13章 大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强化,1859—1871年 
63.背景:民族国家的观念 
64.加富尔与1859年意大利战争:
65.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奥匈二元君主国 
66.沙皇俄国的自由化:亚历山大二世 
67.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内战 
68.加拿大自治领,1867年 
69.日本与西方 
第14章 欧洲文明,1871—1914年:经济与政治 
70.现代“文明世界” 
71.基本的人口统计:欧洲人口的增长 
72.19世纪的世界经济 
73.民主的进步:法兰西共和国、
第15章 欧洲文明,1871—1914年:社会与文化 
74.民主的进步:社会主义、工会和女权运动 
75.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 
76.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16章 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1871—1914年 
77.帝国主义:性质和原因 
78.美洲国家 
79.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80.非洲的瓜分 
81.帝国主义在亚洲:荷兰人、英国人和俄国人
82.帝国主义在亚洲:中国与西方 
83.日俄战争及其后果 
第17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84.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85.武装对峙 
86.俄国的崩溃与美国的干涉 
87.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 
88.大战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89.巴黎和会,1919年 
第18章 俄国革命和苏联 
90.背景 
91.1905年革命 
92.1917年革命 
9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94.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清洗 
95.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1919—1939年 
第1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政治、反帝国主义以及经济危机 
96.1919年以后民主政治的进展 
97.德意志共和国和洛迦诺精神 
98.亚洲的反帝运动 
99.大萧条:世界经济的崩溃 
第20章 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
100.美国:萧条和新政 
101.英法民主政体的试验和调整 
102.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103.极权主义:德意志第三帝国 
第2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22章 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 
第23章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国家 
第24章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二战”后的非洲与中东 
第25章 共存、对抗和新的全球经
第26章 对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国际反叛
第27章 变动中的现代世界 
统治者与统治年代 
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 
索引 
出版后记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现代世界史

媒体评论

专家推荐: 用“现代化”的概念来取代“西化”概念,这绝不仅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这在本世纪70 年代以来的西方近现代史著作中,有明显的转向。在这里,我要特别推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与科尔顿(Joel Colton)合著的《现代世界史》。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现代世界”的形成为主线,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来观察近期世界历史的进程。 ——罗荣渠(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先驱 不断的创新就要求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为读者提供各种不同的参照系。这里的这部书为读者所提供的,便是当今美国历史学界一部分相当流行的见解。其中的优劣得失,正可为我国有关世界史的研究和知识提供一份参照系,而并非仅只是向一般读者提供某些有关的知识而已。 ——何兆武,著名翻译家,思想文化史学者 《现代世界史》不是现代化理论的图解,而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叙事。历史总是比理论更丰富生动。现在一些宏大叙事往往抛弃历史学讲故事的传统,而《现代世界史》把历时性叙事与重大论题较好地结合起来,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的事件、局势和结构三个层面比较合理地结合起来。读者不难发现,该书既长于联系和比较,铺张了宏大视野,又洞幽烛微,揭示历史细节中的奥妙。 ——刘北成,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毫无疑问,帕尔默三人所著的最新版本依然是市场上最好的世界史入门教材之一。 ——乔治•J• 马可波罗和戴维•J• 普罗克特,塔夫茨大学 他们的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便在于写作风格,清晰,美妙。 ——纳撒内尔• 格林,卫斯理大学

书摘插图

1929年经济危机(第十九章,661)
七十年前的那场危机与我们眼下的世界
大萧条:世界经济的崩溃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部微妙的和连锁的机械装置,在这部机械装置里,任何故障都会以越来越快的冲击力,迅速地传递到所有的部件上。就许多基本商品来说,价格是由世界范围市场里供求规律的不受约束的作用决定的。有许多地区性的分工;一些大的地区生产几种专业化的商品,向整个世界推销,以此为生计。许多生产,无论是本地的或是国际的,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由信用贷款来资助的,也就是说,是由答应在将来偿付的这类许诺来资助的。这个体系依靠交换过程中的互相信任——依靠出借者、债权人或投资者的信念,即他们将收回他们的钱;依靠借用者的信念,即他们将能够付清他们的债务。这个庞大的连锁体系也依靠农场和工厂的能力,即它们能将产品投放市场,以足够高的价格出售而收回纯利,这样,农场的人和工厂的人就能够购买其他工厂和农场的产品。所有这些在无数的互相依赖的圈子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循环往复。
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及其弱点
  1924年以后的五年是繁荣的时期,因为有大量的国际贸易、建筑以及一些新工业部门的发展。例如,汽车在1914年仍然是新奇的东西,在战后却变成了成批生产的商品。汽车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对石油、钢铁、橡胶和电气设备的需求,促成几万英里的道路的修建,给卡车司机、汽车修理厂工人或加油站服务员带来了崭新的职业。同样地,无线电和电影的群众性普及也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反响。经济的发展在美国最为突出,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享有这种发展。“繁荣”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名词,有些人认为,繁荣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类富足的秘密和进步的秘密被发现了,科学和发明创造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希望。
  但是,这种繁荣里面有着种种弱点,这部机械装置中这个或那个齿轮或阀门的各种缺陷,也就是说种种漏洞,在压力之下,会使整个复杂的系统停止运转。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信用贷款或借钱来筹措资金的。劳动人民所得到的,少于按比例分配的份额,工资落在利润和红利的后面;群众的购买力,即使在由于分期付款购货(另一种形式的信用贷款)而膨胀起来的时候,也不能吸收劳动人民在技术上可能生产的大量产品。而且,在世界各地,20世纪20年代的整个十年,是农业长期萧条的时期,这样,农民既不能付清债务,也不能购买足够多的工业产品,来使这个体系顺利地运转。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作战使欧洲播种小麦的田地减少五分之一。小麦的世界价格上涨了,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增加了他们的土地面积。为了以高价获得土地,他们常常进行抵押,而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们却没有能力偿还抵押借款。战后,欧洲恢复了它自己的小麦生产,东欧重新进入了世界市场。各地的农业越来越机械化,农民们使用拖拉机牵引的联合收割脱粒机,迅速地提高了小麦产量。与此同时,旱地农作法开辟了新的土地,农艺科学增加了每亩的产量。所有这些农业发展的结果,造成了小麦生产过剩。但是,对小麦的需求,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弹性的”。总的说来,在西方世界的地区里,人们已经想吃多少面包,就吃多少面包,而且不想再多买;而亚洲的营养不足的民众,在纯理论上,本来是能够消耗过剩的小麦的,却付不起生产或运输的低廉费用。小麦的世界价格难以置信地下跌了。1930年,每蒲式耳小麦,按黄金计算,以四百年来最低的价格出售。
  各个大陆的小麦种植者面临着毁灭。许多其他作物的种植者也面临着同样黯淡的前景。棉花和玉米,咖啡和可可,全都垮了。巴西和非洲的种植者陷入了生产过剩和价格暴跌的困境中。在爪哇,不但蔗糖的土地面积扩大了,而且蔗糖的单位产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科学种植下增加了十倍,价格却在世界市场上一落千丈。农业生产确实有其他的和比较有利可图的形式,如生产桔子和鸡蛋,因为世界在这方面的消费正在稳步上升。但是,咖啡种植者不能转而生产鸡蛋,依阿华州的农民也不能转而生产桔子。普通的农场主或农民缺少这些较新的农业部门所需要的资金和专门知识,也联系不上所需要的冷藏运输,更不用说生产这些东西需要有气候条件。对于一般的农场主或农民懂得怎样做的一件事情——即种植小麦和其他谷物来说,科学和机械的新奇的发明创造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的严重阶段,由于农业长期处于困境而变得更为糟糕,因为农场方面没有后备的购买力。当城市人民在工业萧条的打击下削减购买食物的开销时,农民的困境就变得更为糟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整个东欧和殖民地世界,遍及各地的麻烦事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萧条,而不是工业萧条。
1929年的崩溃和经济危机的蔓延
  就严格的意义来说,萧条是从股票市场的和金融的危机而开始的。股票的价格在不断发展和高额股息的年代里被抬高了。1929年年初,欧洲股票交易方面的价格开始疲软。但是,真正的危机或转折点,是随着1929年10月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冲击而来的。在这里,价值由于过分的投机而被推向不可思议的高度。不但职业的投机者,而且相当普通的人民,也用借来的资金购买股票。有的时候,他们“买空卖空”,而“拥有”比他们自己投入的钱数多五倍或十倍的股票;其余的钱他们借自经纪人,而经纪人又借自银行,在每一种情况下,新购买的股票都是当做附属担保品。在这样容易就得到钱的情况下,人们通过争相出价而抬高美国股票价格,并享有纸面上的大量财富;但是,如果价格跌下去,哪怕是跌下一点点,那么,不幸的持有者就不得不出售他们的股票,来付清他们所借的钱款。因此,纽约股票交易所方面的价值的疲软,引起了不可控制的抛售浪潮,这种浪潮使股票价格急转直下,不可收拾。在一个月里,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三年里,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五十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值,从252下降到61。在这同样的三年里,五千家美国银行倒闭了。
  危机从金融转向工业,从美国转向世界其他地方。美国的资本输出停止了。美国人不但不再向欧洲投资,而且出售了他们所持有的外国证券。这就使德国战后的复兴失去了基础,因而也间接地使大部分欧洲的战后复兴失去了基础。美国人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不再购买外国货物;各地的人们看到他们的美国市场消失了,价格下跌了。1931年,维也纳一家主要银行——信贷银行的破产,使一股胆颤心惊、破产倒闭和商业灾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各个地方,商业公司和老百姓,不能收回欠他们的东西,或甚至不能提取他们以为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不能购买,因此,工厂就不能销售。工厂放慢了步伐,或完全关闭。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1932年代表了危机的深度),世界的生产据估计下降了38%,世界的国际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在美国,国民收入从850亿美元下降到370亿美元。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失业就是一种慢性病,这时却成了广为散布的瘟疫。1932年,据统计,世界上有三千万失业的人;这个数目字还不包括一个星期里只能找到几个小时工作的另外几百万人,也不包括亚洲和非洲的无从统计的民众。工人的工资没有了,农民的收入这时降到最低点;群众购买力的下降,迫使更多的机器闲置起来,迫使更多的人失业。年富力强的人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年青的人找不到工作,也无立足之地。年长的人的技术和才能逐渐荒疏。数以百万计的人沦落到依靠赈济、施舍或救济的少量物品来维持生活和他们的家庭。在现代的大城市里,人行道艺术比比皆是,在热闹的街角上,身强力壮的没有工作的人用彩色粉笔在人行道上作画,希望过往行人赏给几个便士或几角钱。人们由于一种有劲儿没处使的感觉而萎靡不振,长年累月寻找工作而毫无结果,使他们意志消沉、悲观厌世、抑郁不乐和心怀不满。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浪费,这时不仅是闲置不用的机器的浪费,还有一切现代社会赖以建立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浪费。而且,长期失业的人们自然会萌生新的和扰乱人心的政治思想。
对危机的政治和经济反应
  当时的乐观主义者——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是其中之一——宣称,这次萧条虽然是严重的,但基本上只是商业循环的另一个周期性的低潮,或者是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时起时伏的扩张和收缩的交替。他们愉快地说,繁荣“近在咫尺”。其他的人终于相信,危机代表着资本主义和自由私营企业的整个制度的瓦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从当时苏联所采用的计划经济里寻找未来的预兆。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1932年以后,部分是由于纯粹的循环的原因——因为萧条削减了债务,降低了经营的费用——又有可能进行生产和销售。例如,世界的钢产量,在1929年是一亿二千一百万吨,后来在1932年暴跌到五千万吨,到1936年又重新达到一亿二千二百万吨。当然,这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大萧条的确结束了旧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这样一种百孔千疮的经济具有完全复原的内在力量,人们还是不愿忍受他们个人生活中这样可怕的不安全。大批失业的可怕的景象,人们长期不能忘怀。
  所有的政府都采取新的措施为人民提供工作和收入。所有的政府都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使自己摆脱对飘忽不定的世界市场的依赖。连锁的世界经济既由于萧条本身,也由于人们清除萧条所采取的措施而崩溃了。萧条的最明显的经济后果之一,是人们强烈地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于在每个政府可望控制的范围内取得较多的自给自足。
  金钱的国际通用性、金本位以及一种货币同另一种货币的自由兑换,都逐渐被人们放弃了。专门从事农产品输出的国家,是最先感到拮据的国家。农产品的价格是这样低,甚至大量的出口货也不能带来足够的外汇,去支付所需的进口货;因此,输出国的货币贬值了。阿根廷、乌拉圭、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货币,在1929年和1930年全都贬值了。后来轮到了工业国家。英国在萧条持续下去的时候,也不能出售足够的出口货,去支付进口货。英国不得不把黄金运往国外,以便部分地支付进口货;因此,支撑英镑的黄金储备下降了,持有英镑的人开始把英镑换成美元,或换成他们认为其黄金基础较为可靠的其他货币。用经济学的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说,这叫做“逃离英镑”。1931年,大不列颠停止了金本位,也就是说,它贬低了英镑的价值。但是,在不列颠贬低英镑价值以后,其他二十多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出口货和工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和早先相同的币值的相对地位又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即使是拥有世界上大部分黄金供应的美国,也在1934年放弃了金本位和贬低了美元的价值。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美国农民,因为美元按外国货币计算较为便宜,外国人就买得起较多的美国农产品。但是,这使得外国人更难向美国推销货物。
  因此,萧条把它的后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通货膨胀的后果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国际货币兑换的混乱。各国政府操纵货币来支持滞销的出口货。或者它们强制进行外汇控制:要求如果本国人民向外国人购买货物,并为此而付给外国人本国货币,那么,这些外国人就必须反过来用这种货币向本国人民购买东西。本来是多边的贸易,越来越变成双边的贸易。例如,巴西的钢材进口商,早先在他所希望的地方,以他所喜欢的价格或按他所喜欢的质量购买钢材,这时必须常常不顾价格如何和质量如何,而从巴西已经向之出售足够多的本国产品,因而有可能向之付款的一个国家那里获得钢材。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在德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里,双边主义有时退化成为实际上的以物易物。德国人常常用若干数量的照相机同南斯拉夫交换若干数量的猪。在这类情况下,市场这个概念就消失不见了。
  在萧条时期,货币控制是通过占有或抢夺出口市场,使本国工厂免于闲置起来的一种手段。使本国工厂继续开工的另一个办法是,依靠原先的保护关税把竞争性的进口货拒于国门之外。美国在1930年实行了霍利—斯穆特的前所未有的高关税率,这种高关税率不久就促成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衰退。同样困难的或更加困难的其他国家,这时向美国出售的东西更少了,因此,购买美国的货物也更少了。其他的国家也同样抬高了自己的关税,渴望把本国市场留给自己的人民。即使是19世纪自由贸易的堡垒大不列颠,也转向保护主义。大不列颠也恢复了和采用了约瑟夫•张伯伦原先关于建立帝国关税联盟的想法。在1932年,根据《渥太华协定》,不列颠和各英属自治领通过了一条政策,使彼此之间的关税较低,对外部世界的关税较高。
  对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甚至连关税也不总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国家采用限额或数量限制。按照这种制度,一个政府实际上说的是,不仅进入本国的货物必须支付高额关税,而且超过某个数量,货物就根本不能进来。进口商和出口商都越来越按照政府的许可证办事,以便使国家的整个对外贸易能够由中央进行计划和管理。
  因此,世界经济分解成为一些激烈竞争的国家经济体系。在大萧条的危机四伏的汪洋大海里,每个国家都设法为自己的人民建立一个经济的安全岛。人们曾做出一些努力来打破日益增长的壁垒。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一个国际金融和经济会议,试图打通世界贸易被堵塞了的渠道;这次会议以失败而告终,正像人们稳定各种货币的汇兑率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那样。此后不久,战时的协约国不履行它们对美国的战后债务支付。于是,美国国会的立法拒绝给它们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债券或获得新贷款的权力。美国的行动因此而加强了经济民族主义。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梦想而开始的时代,正在以经济敌对和国家自我中心的前所未有的加剧而告终;而这只是被大萧条毁掉的战后世界种种希望中的一个希望罢了。
对危机的文化反应
经济危机的后果蔓延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和学术生活。艺术家们和作家们对失业群众的失望和丧失社会地位做出反应,转而描述社会的痛苦现实,并致力于政治的行动主义。
  所有这些都和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反。战后的十年曾经是一般称为“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文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画家们生动地表现了脱离实际的梦幻的场景,勾起了他们的个人回忆,或是颠倒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作家们强调了他们自己的个人观点,强调了他们所描写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家的功劳在于出色地探讨了人们的回忆、时代以及人类头脑的内部活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出版了他的著名小说《尤利西斯》,描写书中主要人物在都柏林仅仅一天的生活和思想,他用这本书对带有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写作方法的新的文学魅力做出了贡献。不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的多卷集《追忆逝水年华》里,发展了个人经历和感情经历的冗长的描写。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通过在诸如《到灯塔去》这类小说里创造的人物,探讨了错综复杂的岁月的消逝。美国作家的一代人,包括格特鲁德•斯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旅居巴黎,以便追求试验性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政界和社交界绝对没有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消失不见,但是,这些作家们比较关心的是,探索人类心理的内在复杂性。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严酷的经济情况下,人们的普遍做法是,把文学对心理上的焦躁不安的探索当做是不恰当的,甚至是自我放纵的,而加以拒绝。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和一种参与政治的文学,赢得了一切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了相信大萧条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缺陷和不公正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些人的支持。一些作家,像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以及一些诗人、艺术家和电影摄制者,暂时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且称赞苏联的社会试验。其他的人简单地决定,他们应当把文学先锋派的晦涩难懂的语言放在一旁,而撰写有关当今社会苦难的事情。新类型的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了。旅居巴黎的许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返回美国。正像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亡者的归来》里所提到的那样,新的社会问题要求有新的写作方式。《尤利西斯》是2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则可以看成是30年代的经典“社会问题小说”。斯坦贝克写的是有关美国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的社会苦难,而不是有关一个被排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回忆。他的题材以及其他人加以发挥的那些题材,用例子证明了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来的遍及世界各地的文化方面的焦急不安。与此同时,促成文学和艺术的新的“现实主义”的这种焦急不安,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帮助了愤怒的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极端主义正在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部分得到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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